我国控制烟草存在的体制性障碍，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除了刚刚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已经从条例上升到法的层次外，目前卷烟涉及的增值税、消费税的征收依据仍然是“暂行条例”，立法层次较低。

 

　　卷烟仅仅是增值税所征收的“货物”中的一种，是消费税的一个税目，提高卷烟税赋涉及的将是对两部税收“暂行条例”的修订，从立法和修订法律的成本来看，涉及面很宽。笔者认为，在短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从提高税率入手。

 

　　其次，工商利益博奕格局对提高卷烟税也是一个阻碍。在烟草系统内部产销利益链中，工、商利益冲突比较引人注目。处于上游供应商地位的烟厂与下游的烟草公司多年来一直进行着“博弈”。

 

　　以河南省目前最为畅销的香烟“金黄帝豪”为例，根据有关数据，一箱“金黄帝豪”到消费者手里价格是25000元，而其出厂成本大约是6225元，利润18775元。其中，烟厂赚2500元，商业环节赚5223元，国家税收拿去8652元，烟草零售户赚2400元。也即烟厂和零售大约各占13％，烟草公司占28％，税收占46％。

 

　　可以看出，除了税收以外，烟草公司拿去了绝对大头。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的卷烟税赋，必将遭到生产企业的竭力反对。

 

　　另外，现行的财税体制对提高卷烟税也有一定的阻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就烟草税来说，以1993年收支基数作为考核，完成基数的地方才能保证中央给予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而新增的部分转移支付则依据当年地方消费税与增值税的增长而定。因为卷烟消费税完全在生产环节缴纳，各地卷烟生产量成了决定地方可支配财力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肯定不希望外地卷烟进入本地市场影响当地的消费税征收，进而影响中央对其的转移支付，卷烟缴纳的各项税收也就成为了地方政府争夺的目标。受地方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加大对本地区烟草企业的行政干预和保护，实行地方封锁。加之卷烟生产量受到严格的国家计划管理，卷烟生产指标与地方既得财政利益的紧密关联，也使国家对各地卷烟生产指标的调整变得极其困难。

 

　　总之，从增值税角度看，虽然按既定分成比例（75：25），即使通过针对卷烟这一特殊货物增加了增值税赋，可以获得更多地方收入，但增加卷烟税收也必将给地方政府带来征收压力，更何况目前我国增值税除了零税率、低税率（13%）外的税率统一为17%，基本不可能设计一个超过正常税率的、专门针对卷烟的“高税率”，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对消费税的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