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飞马牌”香烟，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同志都有印象，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飞马”与“中华”齐名，畅销大江南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它的“身世”却鲜为人知，殊不知与一位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将军有着深厚的渊源。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壮大了。1942年2月，成立淮南军区，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当时淮南军区有4万将士，但弹药粮饷却无着落，怎么办？

 

    张云逸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边打鬼子，一边搞生产组织生产自给。

 

    解决了枪炮的肚皮，人的肚皮更需要解决好。于是，在张云逸的领导下，部队轰轰烈烈地开荒种粮、喂猪种菜等活动。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张云逸职务高，年龄大，身体有多种疾病，但是拾石、开荒、捡粪，样样农活他都抢着干，身先士卒，在司令员的带领下，淮南军区生产的粮菜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支援了其他根据地。

 

    1942年夏，新四军二师开大会，坐在主席台上静听其他领导作报告的张云逸，无意中发现台下有一位战士捡起台上扔下的烟来吸，那馋了的样子令他心头一颤，像针扎似的心里难受极了，他自己虽然不吸烟，但作为一名司令员，战士们杀敌立功，连吸支烟都不能满足吗？他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发现这个问题。

 

    淮南的烤烟闻名国内外，但农民生产出来的烟叶却被日伪统治区的客商低价收购高价售出。这样一进一出，淮南烟农受害，我们资金外流，又使这些身在淮南的将士吸不上烟，有的烟瘾大的同志没有烟抽，就把树叶、麻叶等用纸卷起来抽。

 

    张云逸心潮翻滚，他又想到，抗日民主政府曾三令五申，限制卷烟运进，但根据地只有一家私营小烟厂，根本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淮南多么需要一个新烟厂啊！

 

    散会后，张云逸找来供给部部长胡弼亮，第一句话是：“我们办个烟厂。”他接着说：“这样，既配合下放开展反对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又能解决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抽烟问题。”

 

    尽管办烟厂面临很大困难，但在广大军民积极支持下，在1943年上半年，烟厂终于开始生产了。看香烟叫什么牌子？当时每天产烟600余条，大家想来想去，最后，张云逸根据淮南日报社秀才们的提议，定其名为“飞马”牌。秀才们还在飞马牌香烟盒上画了一匹展翅飞腾的骏马。张云逸高兴地对大家说：“这象征着革命的发展如骏马飞腾。好，太好了。”

 

    金黄色的烟丝很快被卷起，飞马牌香烟便“飞”出烟厂，“飞”到了前线，“飞”到了集镇。烟厂收购烟农的烟叶，烟农增加了收入，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收，办烟厂的目的达到了。

 

    后来，烟厂又发展了4个分厂，分别设在竹镇、古城、盱眙等地，到1945年底成立了天源公司。烟厂越办越大，不仅能自给，而且可以贸易，用它换粮食、换药品、换弹药、换布匹。

 

    飞马牌香烟的制作技术不断改进，质量日益提高。比色、比香、比味、比烟丝、比烟灰，飞马牌香烟压倒了名牌货大英香烟。检验烟丝，大英牌含烟筋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他牌子更多，惟有飞马牌则无烟梗子，一色金灿灿的纯叶。吸上一支，一片芳香，提起飞马牌，烟商们翘起大拇指称赞：“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飞马牌香烟当当响！”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对于飞马牌压倒外地名牌更是高兴不已。

 

    飞马牌声誉突起，把敌占区的烟商们也吸引来了。四邻的烟贩汇聚铜城镇。彻夜长明的汽灯，照着络绎不绝的人群，成为夜市。他们在烟厂门口连夜排队，有时竟排起几十人、上百人的长队争购。

 

    由于敌占区封锁得紧，解放区的产品难以出关，张云逸想了个“冒名顶替”的办法。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盒到铜城，里面装上了飞马牌香烟，一船一船地顺利装运出去。于是，这匹“飞马”真正展开了它金色的翅膀，飞遍淮南，一举突破了敌伪对根据地出口商品的封锁，名扬京、沪等敌占城市。

 

    这时，在上海、南京街头，经常能见到烟商们神秘地告诉顾客：“剥了皮看货，仔细看看。货真价实的真‘飞马’。这是‘四爷’（新四军）的产品啊！”

 

    1943年秋，陈毅奉命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顺便给中央领导带去几条“飞马”牌香烟。毛泽东边抽着烟边说：“‘飞马’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可谓‘劳苦功高’。胜之成为‘烟草大王’了！”

 

    新中国成立后，飞马牌香烟驰名全国。饮水思源，谈起“飞马牌”，它还是张大将军的“专利”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