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湖南大公报的香烟广告。

　　1933年，长沙城内举行孔子诞辰祭祀仪式，一位据说曾在清代教过书的观礼员在仪式进行过程中，“摸出纸烟，划燃火柴，含在嘴里”。

　　在此重要仪式上抽烟，被舆论指为不敬。剥去场合的重要性，在更多人看来，吸烟是司空见惯之事。

　　将时间拉回到一百多年前，清末民初，当香烟随着外国纸烟公司汹涌而至，长沙人担心外国人在香烟里下毒。为此，外国公司为了推广香烟，煞费苦心，甚至启动买烟送货上门、路人免费试抽的服务。

　　本就爱吸水烟、旱烟的长沙人，很快被香烟的“卫生干净”折服，慢慢爱上了抽烟。香烟已经成为表达情绪的符号。即便在战争中，也仍要嘬一口烟卷，在吞云吐雾中，慢聊生活。

　　再次重申，无论是民国还是现在，吸烟有害健康。

　　初开市场外商雇人免费发放香烟、送货上门

　　生意越做越大。纸烟成了长沙市民中最大的消耗品

　　1910年，长沙城内巡抚衙门（今青少年宫附近）一带，参与“抢米风潮”的人们到处点火焚烧店铺、抢夺货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漫天飞舞的烟尘中，“湘盛”纸烟公司尤为显眼。

　　纸烟对于长沙人而言是舶来品。至少在1904年以前，爱吃烟的长沙城内人士，吃的是旱烟、水烟，烟丝、烟叶，多是福建来的。坡子街的黄福昌、红牌楼的百川东等在当时堪称老店。

　　开埠之后，伴随着英美颐中烟草公司，伴随着“湘盛”纸烟公司，“香烟”来了。

　　据后人回忆，长沙人与“香烟”的初见，并不顺利。长沙人不会因为它新鲜而争先恐后地购买。像英美颐中烟草公司贩卖的“哈德门”“老刀牌”香烟，多数长沙人抽得不习惯，更担心外国人在烟里放毒。所以“购买者寥寥无几”（朱远鸿《颐中烟草公司争夺长沙香烟市场》），他们并不买账。

　　颐中烟草公司随后想了几招营销的办法。它先是将香烟放在中国商人经营的公司里贩卖，以“冒充国货”。然后走上街头大做广告，请人穿着印有商标的衣服，打着鼓，吹着号子，在城内张贴广告，还将“哈德门”“老刀牌”像如今分发传单一样，免费发放给过路行人。不仅如此，还请人专门送货上门。

　　生意如滚雪球一般，越做越大。纸烟竟然成了长沙市民中最大的消耗品，以往对香烟有毒的担心不复存在，到民国初年，长沙城内卖颐中烟草公司产品的店家，已经有10多家。

　　而在长沙城内，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也会手工制作卷烟：随手把一块砖瓦拨平，就在上面细心卷搓，苦力们随手丢一张毛票，就能取去两三根。

　　渗入日常小贩“吸纸烟啵”叫卖声格外响亮

　　纸烟既方便，又卫生，吸者日众，渐次代替水烟成为交际先锋

　　1921年11月，湖南警务处长张辉瓒决意抓长沙城内的妓院大老板刘麻子。在行动前，他派两警员前往妓院假意与她打牌，将其拖住。打牌的间隙，一名警员借故离开，前往警务处通风报信。《大公报》的报道显示，警员以购买纸烟为借口离开。经过十多年的贩卖、宣传，外来纸烟已经渗入到了公职人员阶层。

　　“民国以还，吸烟一项渐次以纸烟代替水烟，成为交际先锋”，湖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创办人彭虞阶晚年回忆道，“纸烟既卫生，又方便，吸者日众。”

　　于是，在1923年，当一辆从醴陵开往长沙的火车驶入株洲站，《大公报》记者看到，各种做小生意的便一窝蜂围过来，叫卖声此起彼伏，其中不乏烟贩。

　　“那班做小生意的，看车中人如同财主，问这个‘吃点东西啵’？问那个‘吃点东西啵’？一时叫吃包子、吃面……”，《大公报》记者形容说，“只有‘吸纸烟啵’的声音格外响亮些。”记者感叹“可见国民所趋重的嗜好了”。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记者如果也如此感叹，不免少见多怪。那时的纸烟，已经成为长沙人的基本需求。1934年，道长李真人为长沙城成功求到了雨，各街团送别道长回宫时，号召社会募捐。《湖南通俗日报》报道称，当时“募的固然兴高采烈，捐助的也踊跃非常，一面募捐，一面就置备送神的物件。”香烟是物件之一。

　　更多人已经不把香烟当做稀奇物品看待，好比《上海生活》描述的那样：“上至显宦闻人，巨商豪贾，下至贩夫走卒，佣仆侍役，赋闲无事时，想吸；工作紧张时，欲吸；有所困难而失欢时，吸之以解忧；遇快乐事，心花怒放，又非吸助兴不可；单身旅行，卷烟是伴侣；宾朋相叙，卷烟增情感。有人说：‘卷烟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帮手’，不算过分。”

　　香烟有此功能，吸它就更是不分场合。1933年湖南省政府的一次孔子诞辰祭祀仪式上，一位观礼人士“摸出根纸烟，划燃火柴，含在嘴里”。这一幕被《湖南通俗日报》记者看到，记者在第二天的报道中批评他“不知诚敬”，还扒出了此人的底细：“这个人在前清时，靠着先人的庇荫，还是讲过学的，并且还是圣裔”，但这名记者似乎也没办法，只能“连声的骂着”。

　　既然是前清知识分子，那位观礼员并非不知道孔子诞辰仪式的重要性。他有意违之，并在此场合吸烟，可见进入民国后，香烟似乎已不是单纯的一根烟，而是一种情绪的符号。

　　战争与吸烟“纸烟是弟兄们喜欢用的东西”

　　即便是日军，也曾偷取食盐、食糖向百姓换取低级香烟

　　抗战爆发后，1938年，长沙经历了四次大会战。吸烟也是战争敌我双方的日常。

　　《第二次长沙会战纪实》援引国民党士兵的话说，在缴获的战利品中，“罐头食品、酱油、纸烟，都是弟兄们喜欢用的东西。”

　　薛岳也喜欢抽烟，一位记者采访他时，他听到电话铃声，便出去接听电话，回来后，“他递给我一支香烟，他自己也吸一支”，接着便开始大谈战术。

　　即便是日军也爱香烟。长沙沦陷后，1945年初，日军香烟配给极少，连续两三个月没有配给，日军甚至偷取军事物资食盐、食糖向老百姓换取低级香烟。

　　战事改变了长沙城内香烟产业的格局。1938年文夕大火之后至1944年前，交通阻塞，“洋烟”来源中断，西南大后方卷烟奇缺，烟价高涨。在此特殊条件下，长沙卷烟工业应时而起。

　　据《长沙市东区文史资料》第4辑，继1939年华中烟厂开业之后，长沙城内兴起大小手工烟厂56家，家庭作坊与摊贩制作者更多，烟行林立，从业人员上万人，年产约3万余箱，大都销往桂林、贵阳、昆明、重庆及西南各省城镇。所征专卖税一度居全国之冠。

　　[烟商]

　　彭虞阶的创业：销售“曼丽”“岳麓”两档烟

　　1927年，32岁的长沙望城人彭虞阶开设了湖南省第一家民营机制卷烟厂，厂址在长沙碧湘街，厂名为“中国华昌烟草公司”。

　　华昌公司共有资本银元2万余元。彭虞阶从上海购买了大型卷烟机1台，配有磨刀机、切丝机、压筋机等设备。“限于财力，抽筋与包装全用人力，是一个半机械、半手工的工厂。”全厂职工200人，彭虞阶任董事长，五哥彭尧阶的长子彭瑞初任经理。彭瑞初有一定的文化与管理知识，便由他制定了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延聘了一位上海技师。

　　华昌公司的烟叶取之于河南许昌，质量好，货源足，生产高档和中档两类香烟。高档香烟叫做“曼丽”牌，后改为“美曼丽”，中档烟为“岳麓”牌和“革命”牌。美曼丽牌有10支小包装与50支听装两种，革命牌则采用100支扁盒包装，日产5大箱，每箱5万支。

　　投入市场后，大家看到这是国产新牌纸烟，纷纷支持国货，一时销路甚好。

　　[知乎]

　　民国长沙哪里产的香烟销量最大

　　1930年代，长沙卷烟年销量高达六七千万银元。以英美产品为第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产品次之，上海大美、华成等厂出品亦颇行销。

　　全市烟行烟店约有50余家。大部采用经销方式：均益公司经销英美出产的“哈德门”、“老刀”、“小大英”、“三炮台”等牌卷烟，汉记等16家承销南洋出产“白金龙”、“黄金龙”，福利公司独家经销大美出品的“金鼠”与华成产品的“美丽”等牌。

　　这些烟以长沙为集散地，延伸扩散到湘西、湘南等县镇，形成倾销网络。

　　商战

　　“空包十个换烟一包”

　　香烟如此风靡，让卷烟市场成为一块人人眼馋的大蛋糕。

　　翻开1921年上半年的《大公报》，头版最好的广告位已然被香烟广告包了。老刀、弓手、大前门，三大香烟品牌的广告大战随即展开。

　　老刀牌香烟称，它的烟“清香适口，天下驰名”。

　　“烟味温和而芬芳，烟枝壮大，取价低廉，为市上不可多得之品。”与老刀牌香烟相比，弓手派香烟不仅在文案上花心思，还打出了“空包十个换烟一包”的策略。

　　大前门牌香烟更不甘示弱：“大前门牌香烟，备受各界欢迎，因其制法尽善尽美，为别种香烟所不可及”“大前门牌香烟，配置得宜，故于大号香烟中其名最著。”

　　三大品牌都由驻华英美烟草公司总理。为垄断长沙烟草市场，英美烟草公司可谓费尽心机，利用各种手段排挤其他公司。

　　当时，中国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生产的十支装和五十支装“白金龙”香烟，由美记为首组合十六家店铺代销，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由于“白金龙”香烟的长效，把“哈德门”和“老刀牌”香烟压下去了，颐中烟草公司的英商非常恐慌。

　　于是，他们套购大批白金龙香烟，存放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当香烟快要霉变时，就全部搬出投放市场，顾客买到这种“白金龙”香烟，吸起来味道不正，但又看不出破绽，以为是“白金龙”香烟质量降低了，都不愿购买，这样一来，“白金龙”香烟销售量急剧下降，而“哈德门”、“老刀牌”香烟的销售量却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