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从“烟王”到“果农”
2008-05-09来源：云南信息报作者：张晓青 王力
在哀牢山，变身果农的褚时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希望事情能淡下来，我不愿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坐在哀牢山上的天井院里，褚时健不时地揉着眼睛。院外，漫坡是绿得令人心颤的果苗：“新栽的，三年后就可以挂果了。”他点上一支烟，徐徐地喷出一口白雾。
3年前的话，言犹在耳，时至今天，那些昔日的果苗，应该挂满甜橙了，而褚时健，已经80岁高龄。此时，距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已取得重大突破”，也已经相隔整整10年的时间。
“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被称为“烟王”的禇时健，是云南红塔烟草集团的前董事长。
红塔的前身是玉溪卷烟厂，当时只是云南一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之一，生产设备全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1979年10月，褚时健当上玉溪卷烟厂厂长后，大力改革，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
这就像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很快就让玉溪卷烟厂翻了个身。此后，他以战略性的眼光，不断强化资源优势，狠抓质量和营销，并通过并购省内及其他省份小烟厂的方式充分放大产能，使玉溪卷烟厂的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4% 。
十几年后，红塔集团已经成为年交利税上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到了90年代中期，年创利税已达200亿以上，占当时云南财政收入的60%；1997年，“红塔山”无形资产高达353亿元，居中国企业品牌之首，红塔集团也一举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一位中央领导在视察红塔集团时说：“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0年前的一则新华社通电
如果不是那封来自河南的匿名举报信，褚时健可能会风风光光地退休，过上安静的晚年生活。
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并引起高度重视。该信检举：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亲属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获利800余万元。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被有关部门从河口带走。
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的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1年多、劳改2年多后，于2002年春节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活动范围限制在玉溪地区以内。
“希望农民都能富起来”
“ 他是个讲究的人，头发仍梳得一丝不乱。”玉溪人这样说。但，这已是他刚回玉溪时的模样了。本报记者在哀牢山见到的褚时健，已和普通的老农没什么两样：头发花白蓬乱，脸颊晒得黝黑，脚趿着地摊上随处可见的泡沫拖鞋，一只袜子上还露出个洞。他的嘴上，绕来绕去的，不是果园、温差、湿度，就是湿度、温差、果园……
和记者聊天时，褚时健不时地揉着眼睛——他得了严重的风沙眼，很多时候需要戴上墨镜。在他家歇息的时候，夜很深了，还能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咳嗽声。
褚时健出事后，他的数位亲属也被一一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办理了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回到玉溪的家中时，屋里只剩下年迈多病的老伴马静芬。未隔多久，他和弟弟褚时佐一起到哀牢山租山种果，规模渐大后，开始分开管理。在昆明，街上的橙子贱到10元钱4公斤，但从褚时健的果园上市的冰糖脐橙，卖到七八元1公斤还抢不到。
“只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水土才能长出这么好的果子，我们的果子酸甜度恰当，市场欢迎，不用吆喝、拉关系，一样卖得出去。”褚时健说。
做了“果农”的褚时健依然是沿用当年经营烟厂的办法在管理果园——和农民建立了互利共赢的种植模式，褚时健告诉记者：“这其实是一种‘利益联盟’，这一条，无论我干什么，都轻易不会变的。我对农民有感情，希望他们都能富起来，有好日子过。”而至今在他的果园帮忙的，已有上百农户，一年下来，一个农民年均收入能达万元以上。
褚时健“赶上了那个时候”
褚时健在偏远的哀牢山上埋头伺弄着他的果园，有关他复出的“消息”却越传越多，甚至有传言称“铂金红塔山”和“铂金玉溪”即是褚时健复出的作品。
“外面的议论我听见了，此一时，彼一时，我就是出来了，也心有余而力不足，用处不大。那时靠的是机遇。”褚时健对记者说：“我希望事情能淡下来，我不愿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烟是戒不掉的——抽出一支烟，点上，还是“红塔”。一盒烟，褚时健能抽上两三天。“和人说话就远不止了。”他说。晚上看电视闲聊，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烟，一根接着一根：“我到烟厂后才学会抽烟，因为要品尝烟的好坏。现在是想戒都戒不掉。”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褚时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云南省高院一位法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他认为，对褚时健的判决偏重了。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刑法教授则认为，褚时健“赶上了那个时候”，因为，那时中国的反腐败正“杀一儆百”。
曾经和褚时健讨论过融资问题的云南陆劲高速公路董事长张亚光说：“褚时健的功、过要分开。在红塔的时候，他提出来很多促进企业发展的好思路，使云南烟草走上了全国，甚至是国际舞台。对于云南的改革开放来说，他是做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当然，褚时健自身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和建议，独断。”
当年为褚时健做辩护律师的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军则告诉记者，他准备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再次为褚时健提交“特赦申请”。1999年马军提交“特赦申请”时，恰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而到了明年，又将整整跨过一个十年。
“他的落马换来了企业家激励制度的推行”
据马军回忆，褚时健在思想上很活跃，在工作上很“玩命”，生活也很简朴。“他吃不惯宴席，即便赴宴，也是拿一个大碗，将饭菜盛满，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他不会喝酒，惟一感兴趣的就是烟，在烟厂时，他都要亲自品鉴产品。”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工作“玩命”、生活简朴的人，会因贪污获刑？接受记者采访的不少人士认为，体制和分配问题，是褚时健犯案的关键所在。
18年的时间，褚时健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建成实现利税达991亿元，最高年份创造利税200亿元的“烟草帝国”。而褚时健18年的全部收入约80万元，还不及某些明星、企业家的偷逃税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继任者的年薪也是上百万元。
红塔集团的许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
曾在新华社当了13年记者、有13年外企经理人经历的朱界飞在博客中写道：作为一个每年向国家交税超百亿的企业领导人，褚时健当时的个人年工资收入只有30多万人民币，在外国人眼里，是有点难以置信。但法律是无情的，褚时健因挪用公款，还是被判了重刑。然而，他的落马，换来了企业家激励制度的推行，这也算是他最后给社会的一点贡献。
经济学家晏智杰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
★媒体观点
《法人》：
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优秀企业家，以他的惨痛经历推动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哀，抑或是无法避免的代价。
《南方人物周刊》：
在商业上，仰融、褚时健和宋如华得到的也许是不公正的结局，但他们失败给后人一个警示，正如科学家们说的那样，一个失败的结果，表明的是一种不可能性，它给后来者插上了一个此路不通的路标。
《新财经》：
无论规则合不合理，接受了就要遵守，触犯它就必须付出代价。惩罚他是合法的。但当一个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从此只能消耗余生，再与财富的创造无缘时，那是一种悲哀，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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