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此系列文章并非烟草行业的软文，而是属于文化分析文章。正所谓"致知在格物"，笔者通过格"白沙"而获得了一些"和"的知识，在此也对白沙人表示由衷感谢。目前，"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在此也作了一点尝试，初步提出了关于"如何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观点：①复礼 ②制礼作乐 ③动态和谐。冀希以一孔之见，就教于先知闻达。

 

    自去年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和谐社会"一词频见报端并日渐升温。地偏长沙一隅的白沙集团也正在将"和谐理论"创造性地融入自身品牌建设当中。其实早在三年前"和谐"概念在党中央执政纲领中初现端倪的时候，白沙"和牌"就应运而生了。白沙人多年不懈的努力塑造了理想的品牌构架，而这个构架又在不经意间与今年两会的主题——"发展"与"和谐"相契合。这一切都表明三千白沙人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作着贡献。同时也表明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是息息相关的统一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了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明天的中国一定会更加美好。

 

    白沙“和”文化

 

    历数最具有传统文化特质的中国品牌，"白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五年前，一曲用心谱写的和谐乐章——"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为白沙注入了文化的生命力。有人曾这样评价，"白沙在经营品牌的同时，更多地是在经营文化。"

    "和文化"是什么？在白沙"世界和为贵"的平面媒体广告中提出和合是"活生生的民族精神，是沉甸甸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价值"，其理论来源是北京民间学者张立文先生所创立并倡导的《和合学》。张立文先生创立和合学，是对于中华文化现代转生的一种可贵尝试，其目的不在于建立知识体系或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用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民族所具有的智慧，建立一种全球新伦理，以回应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危机。

    一个简单的"和"字，看似无关乎白沙，却恰恰集和了白沙文化的精髓，它其实是白沙多年经营之道的反观和写照。白沙人认为"飞翔的基础是和"，正是在经营细节中不经意融入的和的理念与艺术，也正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自觉的浸染与启发，"鹤舞白沙 我心飞翔"的画面意境与和的意境才能够相辅相成，达到了形和神的统一。

    自1999年白沙品牌"飞翔"理念问世，经过"穿天门"、"环太湖"、"唱金鹰"、"庆申奥" 、"抗非典"和"贺神五"等六大飞翔战役，一直到"亚洲飞人"——刘翔代言白沙文化。经过五年的执着飞翔，白沙文化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伴随飞翔的历程，白沙从区域品牌迅速成长为国人尽知的驰名商标，并从2002年起连续三年成为全国卷烟单一品牌销量冠军。

    也许是受湖湘文化浸润的结果，白沙一直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企业。当企业成长到已成为业内领头企业之一时，这样的企业自然会把自身的企业使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白沙“和牌”

  

    "和牌"的诞生，向人们表达了白沙更深一层的文化感悟。潺潺的井水和灵动的双鹤，本身就是和的至臻境界；用平和、务实的心态谋求白沙长远的发展，是一种势态上的和；不断推进科技创新，降低卷烟的危害性，让消费者自由地选择高品质的卷烟，是白沙一种人文的和；追求工商双赢，互惠互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融相生，共同成长，更是契合现代市场经济中可贵的商业操守的和。

    白沙人将"和牌"的定位为"第一支承载和弘扬中国主流文化精髓，引领中国香烟技术发展方向，适合商务及社交用途的中国烟。"   

    白沙人认为，要承载和弘扬中国主流文化的精髓，就要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发展脉络。中国文化史是从黄帝统一中国开始的，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丰富而庞大的体系。它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什么？１９８３年，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接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的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从古代中国的家庭到家族、国家，都是按照礼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从国家典制到人们的服饰、建筑、行为方式等等，无不贯穿着礼的精神。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从本质上把握古代中国的文化，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礼"是什么？虽然学者们说法不一，但对礼的这种综合性的看法却是基本相同或很接近的。《中国礼文化》作者邹昌林先生认为：礼——这个三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经济、政治、文化及实际社会生活的一个总名，相当于现在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中国礼文化在三代以上还是混而为一的统一整体，只是随着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从而产生"治"（礼仪）与"道"（礼义）的分离。这种"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规律，由于是从上古一脉相承地传承下来的，所以又称为"道统"。从本质上看，"克己复礼"的儒学只不过是中国礼文化的价值体现者，它在整体上是从属于中国礼文化模式的。  

    对于儒家主张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有的学者认为礼是社会的规范，有的学者认为礼是调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和谐。无论如何，孔子的理念是架构在社会的次序的基础上，透过"礼"的运作过程中，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与和谐，而达到安详稳定的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化转换？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不仅前仆后继地进行实践，而且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方案。如中西体用之辩；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具体继承论；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论；以及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以及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等。这类论说都是关于如何向现代化转换的方法或手段的探讨，但由于没有"自家体贴出来的东西"，总未能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或学说构架。而张立文先生以"三年不窥园"之精神潜心竭思出的和合学却给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换的种种方法和手段的探讨找到了一个"安顿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白沙人并不是学者，而是实践者。她们没有坐而论道，而是充分吸收各家学说为己所用。她们并非人云亦云地翻唱复兴传统文化的老调，而是着眼于延续中国文化传统，即儒家二千五百多年来一直在传承的道统——礼文化，并运用科技和智慧的力量，创造性地将礼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引入了市场经济范畴。鸡年伊始，白沙人就向中国的商人们送上了"和气生财过吉年"的祝福，希冀古老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能重新飞翔，再度领舞。正如品牌哲学创立者，湖南民间学者宋励先生所言：白沙不仅在承载传统文化，更是在创新传统文化；基于创新的承载，白沙将创出一个精神品牌——"白沙和之道"。

 

    “和谐”社会

   

    "和谐"首度出现在中国执政党的纲领里，是在２００２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要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这两个当时不太引人注目的汉字，成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治国方略的滥觞。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始明确提出并逐渐丰富了和谐理论。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召集到北京学习，学习主题为"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首度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他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作为崭新的执政理念，"和谐社会"理想承袭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更将指引中国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它承袭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与传统社会达到和谐的方式是大不同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非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严格等级制度下的旧和谐，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并致力于共同富裕的"新和谐"。   

    自从胡锦涛同志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以来。"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思想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各家的观点见仁见智，都闪烁着"理性"的光辉。我们认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学习现代新儒学牟宗山对于"内圣外王"的解决之道，采取"曲成"而不是"直通"之法。所谓"曲成"就是"转一个弯，而建立一个政道，一个制度，而为间接的实现；此为外王之道的间接形态"。而实现这种"曲折形成的间接形态"的工具就是礼乐文化。

    夏、商、周三代相沿的礼乐文化传统，源于远古祭祀祖先和上天的仪式，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就是对于祭祀仪式的转换，而成为适应当时现实社会所需要的"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的礼乐文化，形成了以维护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上尊下卑等级次序为内容的、家国同构的宗法制，重建立了新的礼乐文化传统结构，这次转生使原始的礼仪的内涵和功能得以重新规定，这是由原始礼乐到传统礼乐的文化的一次转生。简而言之，"礼乐文化"就是具有使百姓差分而有次序、社稷和睦而安定、国家治理而昌盛的功能的"和合文化"。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有这么一句值得特别注意的话，"中国文化至周代可以说达到了成熟。"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进一步理性地分析和论证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北京民间学者北野先生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成熟于周，准确的说是西周，其标志为周公制礼作乐。但这种成熟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明将从周代起不断重复它的过去直至崩溃。   

    中国古代文明是建立在"生产主导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随着生产力与人口等因素的不和谐发展，礼崩乐坏的局面周期性地出现。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孔子、董仲舒、朱熹等先贤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方案，使中国古代文明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转生。由于民间和外来文化的融入，他们复兴的也不再是纯正的周礼了。但是由于作为社会基础的小农经济形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些转生可以说都是在周礼的规定下的，即"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不仅符合系统论的协同学中"慢变量制约快变量"的支配原理，更符合马克思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的论断。

    社会的物质基础改变了，精神文化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即"天变化，道亦变化"。中国要建立以"交换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复兴礼文化，更要创新礼文化。我们与儒家同样都主张向后看，从先王那里寻求智慧。但是对于儒家来说，复礼既是工具又是目的和结果。他们希望社会停滞发展，从而维持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静态和谐。复礼对我们而言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和结果。我们的目的是要穿过孔子，越过周公，到处于礼文化滥觞期的夏商的先王那里去汲取礼文化的"原生态营养"，并根据现实社会需要（儒学为人需之学），开始新一轮的制礼作乐，最终结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和谐"的果实。

    正如智慧老人张立文先生在《和合学》中所揭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再生的延续，而不是传统文化原封不动的单传；它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蕴涵，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固有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