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烟民数量占1/3；年满15岁的中国人当中，60%的男性和4%的女性吸烟；全世界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的烟民达500万人，其中120万是中国人。这是一组让人心情沉重的数字，也清晰表明控烟问题在中国的紧迫性和高难度。

 

　　因为一个名为“如烟”的戒烟产品涉嫌含有害物质，中国是否立法控烟，正引发从政府到民间、从行业到学界的激烈争论。其中一个明确的声音称，从今年1月起，中国作为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已经开始履约，因此必须有配套的国内法支撑。而考虑到相关立法可能耗时费力，至少先要完善1987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但即使这样打折扣的主张，仍引来烟草业一片反对声，有关财税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对是否立法控烟不予表态。由此来看，在中国全面酝酿立法控烟过程中，首先需要算清的，恐怕是控烟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成本收益大账，以便各方统一基本认识，奠定立法基础。

 

　　主张立法控烟的最主要依据有两方面。一是当前世界潮流如此，法国等发达国家已率先通过严格的立法和执法，全面控制烟草对民众可能造成的危害。比如扩大禁烟的公共场所范围、不断提高烟草税率、强制烟草制品突出标明危害警示。虽然在采取具体措施过程中，这些国家同样受到烟草业和烟民强烈抵制，但整个立法控烟的趋势，却已经不可逆转。

 

　　更主要的依据，则来自中国自己有关烟草业收益与危害的综合对比。虽然烟草业是中国部分省市的绝对支柱产业，是成千上万农民和工人的衣食来源；虽然烟草企业对中央和地方财税收入贡献巨大，事实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但有关调研却一再显示，烟草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最突出的表现，是与烟草有关的疾病医疗费用在增加，烟草业税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正加速消融在国民的相关医疗、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支出中。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李玲的研究，以2005年数据为例测算，中国吸烟导致疾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总和约为2275.48亿~2870.71亿元，占当年中国GDP的1.15%~1.57％，而2005年的烟草工商税收合计不过2000多亿元。据此来看，立法控烟已经是迫在眉睫。

 

　　当然，反对者可以质疑这一测算的准确性，或会指责控烟主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立法控烟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的确不算小。在2006年国家税务局发布的纳税排行榜中，烟草制造业百强贡献税收1522.9亿元，居各行业之首。这表明，中国要想真正立法控烟，绝不会是件轻松的事。

 

　　不过我们认为，控烟从来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和国家立法机构更需要从整个国民的健康状况、生活环境以及价值观念提升等方面，进行深入思索和慎重决策。

 

　　中国当然需要发展，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烟草业无疑不是一个有利于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产业。如果相关产业政策在事实上持鼓励态度，烟草业的爆炸式发展和扩大化危害只会愈演愈烈。

 

　　纵观全球，那些立法控烟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不因烟草业的利益反弹而历经曲折。他们最终能取得相关立法和执法效果突破，关键在于多数民众、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立场一致、态度明确，不断推动立法日趋严密，执行异常严厉。像美国，但凡遇到烟民起诉烟草公司，司法系统通常能摆脱大公司的强力游说而独立开展司法活动，结果也往往能巩固立法控烟的政治、司法和社会条件。

 

　　这些重要经验，对于刚开始酝酿立法控烟的中国，显然不无启示。由于没有成体系的法律规范，像提高烟草价格、提高烟草税收、禁止烟草广告、禁止烟草商赞助、强制在烟盒上标警示语，以及严厉打击烟草走私等问题，常常因涉及强势利益团体而难以落实。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因立法缺失而引发的管理失控，正使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烟草业青睐的产业转移和产品倾销目标。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香烟生产国，绝大多数香烟被本国烟民消费；而美国生产的香烟有80%流入到中国等国际市场。可以说，广大中国烟民实际上在不断承担那些立法控烟国家的转移成本。长此以往，这将是非常可怕的一幅“烟患中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