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广告、烟草税收及吸烟文化，被控烟人士称为控烟路上的“三只虎”。在今天举行的“创意警示烟标行动”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表示，中国的控烟事业要想取得大的进展，必须多在这三方面下功夫。

    如果没有烟草广告，控烟工作会容易很多

 

    虽然我国《广告法》明文禁止烟草广告，但是有关烟草品牌的宣传却随处可见。杨功焕说，这些都是违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精神的，而我国早在2003年就签署加入了这个《公约》。按照《公约》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应根据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达到此要求的时限是签约后五年。

 

    然而，我国国内的相关法律却和《公约》有很大差距。比如，《广告法》只是限制直接的烟草广告，而且只在五类媒体（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和四类场所（影剧院、等候室、会议室、运动场）禁止刊播，对间接烟草广告没有禁止性条款。因此，烟草在广告牌、互联网上的广告宣传以及各种促销和赞助活动随处可见。

 

    公众不仅可以在路牌上看到“鹤舞白沙我心飞翔”的大标语，也可以在电视台上看到“山高人为峰”的烟草品牌广告。2008年，广东省广告监管部门曾公布了对该省地市级以上媒体的监测结果：烟草广告违法率高达100％。北京的监测情况也是如此。2005年，北京市工商局广告监测中心发布的第三季度监测报告中显示，继湖南白沙集团烟草广告被停播后，第三季度，“大红鹰胜利之鹰”、“一品黄山，天高云淡”，武汉红金龙的“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等电视烟草广告也被视为违法而被责令停播。

 

    烟草广告对人们吸烟行为影响非常大。杨功焕称，100多个国家的研究证明，烟草广告对诱导青少年吸烟“功不可没”。可以说，如果没有烟草广告，控烟工作将会容易得多。

 

    烟草广告常常把吸烟美化为“时尚”、“酷”的行为，诱导人们效仿。数据显示，1／3以上的孩子尝试吸烟都是由于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的影响。有的地方还用省委办公厅接待办文件的形式作烟草广告，足见烟草企业的挖空心思。另外，针对青年女性的广告也越来越多。吸烟又被烟企赋予了男女平等含义。

 

    “我们今天这么重视‘警示性烟标’的问题就跟这些有关。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烟草的危害性。”杨功焕说

 

    控烟在30年内对税收影响不大

 

    在游说政府方面，烟草企业有一把利器，那就是税收贡献。据统计，在最高的年头，烟草利税甚至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1.5％。近几年，这个数字也在6％以上。有的省份甚至达到了“无烟不富”、“无烟不行”的地步。

 

    对此，杨功焕说，政府不仅要看到收了多少钱，而且还要看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付出什么代价。“温家宝总理今年已经多次强调，决不以牺牲人们的健康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负责任国家应有的态度。如果政府收税建立在给人们带来疾病上，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可烟草恰恰是这样的产业。”

 

    即便算经济账，烟草业也是得不偿失的。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曾经做过测算，按照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统计的26％的吸烟率计算，2005年，全国因吸烟直接花费的成本为1414.37亿元，占GDP的0.78％；如果按照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的35.8％的全国总体吸烟率，2005年全国吸烟的直接成本为1665.60亿元，占到GDP的0.91％。

 

    事实上，吸烟还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成本，包括误工损失、被动吸烟、火灾、环境污染以及吸烟导致的人寿命的缩短。经过课题组研究，2005年，二手烟的成本高达239.91亿元~294.13亿元，占当时GDP的0.13％~0.16％；吸烟造成的火灾成本是8．68亿元~10.26亿元，早亡成本是606.74亿元~到894.84亿元……

 

    控烟会不会像有的人担忧的那样“冲击经济发展”呢？杨功焕持否定态度。她指出，“控烟影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吓唬人的。”在美国、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地，即使社会各界采取有力有效的控制措施，烟草使用率平均每年下降1％都是困难的。因为烟草毕竟是成瘾性的东西，不是想去掉就能去掉的。

 

    说到我国的情况，根据专家的推算，即使采取综合有效的措施，我国3．5亿烟民的市场规模在30年内都难以下降。在这期间内，烟草及其相关行业完全可以维持目前的生产规模，并发展其他产业。说到底，烟草行业是个夕阳产业，替代和转产也是正常的。

 

    杨功焕认为，控烟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控烟可以减少未来的健康问题，但是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它又不会对经济造成冲击。”

 

    此外，杨还坚决支持提高烟草税。她的理由是，尽管我国存在礼品烟、高档烟，抽这些烟的人根本不关心价格，甚至觉得越贵越好，但是80％的烟民还是自己抽，自己买，掏自己的腰包谁都会心疼的。国内有的专家说，烟草价格提高10％，青少年的吸烟率就会下降15.5％，这种负相关表明提高烟草税是个控烟的好办法，而且还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不过，杨功焕提出，提高烟草税也有个政策设计问题。昨天，一批控烟专家在清华大学开会，也提到此事，有的专家表示，提税要提在烟民买的时候，不要提在出厂的时候。要让烟民感受到政府收了这个税。再者，要实行从量税加价，而不是从价税加价。比如烟民买一盒烟就多交一元钱，而不管他买的烟是贵还是便宜。

 

    “还有一条需要说明，国家烟草专卖局说烟草提价了，其实根本没有。他们一方面经营高价的礼品烟，另一方面补贴低价烟，总体上反而是烟草价格下降的。他们的提价是偷换了概念的。”杨功焕说。

 

    移风易俗也是控烟的关键

 

    1575年，烟草由吕宋传入台湾、福建。从那个年代算起，中国人的吸烟史已经四百多年，烟草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常见的场景是，一些老烟民一边说着“吸烟等于慢性自杀”，一边抽出烟卷吞云吐雾。如果遭到劝阻，他们往往会振振有词：“烟都不抽，活着还有啥意思？”一些名人、巨子也为烟民作了注解。仿佛吸烟不是一件坏事，倒是一种提神醒脑的享受。

 

    对此，杨功焕表示，移风易俗确实也是控烟的关键部分。不可能什么都靠政策解决。如果人们不理解，不认同，没有戒烟的意愿，那么控烟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定要让人们真正地意识到吸烟的危害，并且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这确实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