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的“2007中国企业500强”近日发布。舆论已经注意到，在500强企业中，有10家烟草公司跻身其中。红塔公司更以收入408亿元的业绩进入前100名。

 

　　对于烟草行业而言，这是一件喜事，但对于中国步履蹒跚的控烟事业来说，却不是一个好消息。原因很简单，烟草经济的强大，恰与控烟的方向相背离。在当前的国情下，在现行的烟草专卖制度下，10家烟草企业跻身500强，成为一个不无苦涩的信号。烟草经济越强大，其对人类健康的负作用也就越明显。烟草经济越强大，控烟事业的任务就越艰巨。

 

　　早在2003年，中国政府就已顺应国际控烟的大趋势，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向国际社会作出了承诺。2005年，全国人大批准了这一公约。尽管如此，中国控烟事业仍遇到不少现实的困难与矛盾。主张控烟者认为，烟草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但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烟草业产生的税收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中国拥有高比例的烟民；烟草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与解决就业等命题联系在一起。

 

　　同时，中国还有着并不健康的烟草文化。这种文化已经深入到民众的内心里，并表现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此外，中国实行的烟草专卖制度之下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成为反控烟的重要力量。

 

　　情形显然十分复杂，控烟已不单单是卫生界的议题，也是一个社会议题，一个经济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议题。激进的控烟措施，在中国恐难奏效。很多事情，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国际上烟草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中国的控烟措施当从减少烟草供应和降低烟草需求两方面同时发力。

 

　　从减少烟草供应的角度，一般的措施为实现作物替代和多种经营、减少或去除政府在烟草产业上的补贴，以及为烟草贸易设置障碍等。由于中国实行的是烟草专卖制度，重心也就自然落在了实现作物替代和多种经营上。烟草经济涉及到的不仅是50万烟草行业职工的利益，更涉及到人数众多的烟叶种植者等人群的利益。如果作物替代的目标不能实现，烟农等的利益受损，不仅会产生社会问题，也会为反控烟者提供反对借口。

 

　　在降低烟草需求方面，措施多为在国民中进行健康教育，对烟草广告作出限制，提高烟草税以实现价格调节，以及立法禁止烟民在特定公共空间内吸烟，等等。这些措施当中，有些是存在争议的。比如提高烟草税，在控烟者看来，是非常有效的举措，但亦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中高档烟草往往不是私人消费，因此至少在中高档烟草消费方面，价格措施效用不大。不过，即便排除有争议的措施，有些事情还是可以推进的。如切实限制烟草广告和促销，限制影视剧中随处可见的吸烟镜头，并不算太难的任务。

 

　　真正的难题在于，一是改良烟草文化，涉及到社会文化层面的进步，不是短期可以完成；二是控烟力量与反控烟力量形成悖论。

 

　　文化的改良常常是艰难的任务。在中国，吸烟尚未被真正看成为可能伤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对于被动吸烟的危害，尽管社会上早已有认识，但出于特定文化环境的作用，无论是吸烟者，或是被动受害者，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不仅如此，中国反有“敬烟”一词，形象地说明了烟草的褒贬色彩。故此，健康教育必须与烟草文化的改良同时进行，否则，前者的效果会大大打折。

 

　　更大的困境则在于，控烟的主导力量是政府，政府同时也有就业、税收等方面的顾虑，更有烟草行业出于利益考量本能地抵制。尴尬是明显的，一方面，从国民健康的角度，从履行对国际社会承诺的角度，控烟事业必须得到发展，另一方面，烟草专营的利益又使政府的控烟决心难显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