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近日报道，卫生部专家组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已于日前递交给了国务院法制办，联席讨论会即将召开。在新的修订草案中，首次在立法原则上明确提出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款。这是我国近十年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法规的形式准备实施的法律文件。

 

　　卫生管理专家坦承：在顶着烟草生产、烟草消费和烟草受害大国三个大帽的中国，想要实现3年之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真的很难。而这是中国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和实现的目标。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对此谨慎的乐观。实际上，控烟立法原则的确立和立法程序的启动，可以看着是一个逐渐体现公共理性的良好开端。

 

　　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众所周知的科学常识，那些整天吞云吐雾的烟枪们未尝不明白这个道理。然而，“饭后一只烟，快活似神仙”，烟枪们宁愿把这样的口头禅当爱不释烟的理由。当然，抽烟好办事，抽烟有派头……在抽烟成为一种社会符号的氛围下，置身抽烟文化中的个人往往身不由己。但无论如何，在抽烟带来短暂快感、微薄利益与不抽烟带来的身体健康、延年益寿之间，烟枪们居然选择前者，这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一个人往往并不理性，烟民尤其如此。

 

　　对于这种“慢性自杀”的非理性行为，固然可以看着个体的自由选择。但是，这种个体非理性，同时伴随着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伤害，因此需要公共理性的介入和约束。一个人可以不理性，但这个社会和公共管理者却不能不理性。立法明确“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就是公共理性的体现。

 

　　从经济学的概念讲，可以把抽烟看着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行为。也就是说，抽烟者获得从中带来的全部快感和自以为是的好处，却同时让别人来承担被动吸入尼古丁的成本。而吸烟行为的外部性，归根结底来自烟草业的外部性：烟草企业得到了超额的利润，却让社会来承担吸烟带来的全部成本——损害吸烟者和被动吸烟者的身体健康。我国每年100多万人死于吸烟所致疾病，如肺癌等，社会成本触目惊心。

 

　　公共理性需要将这种社会成本“内敛”，即让始作俑者承担导致的社会成本。就个体吸烟者而言，当然无法追究他们给被动吸烟者造成的身体伤害，但禁止公共场所吸烟，可以将这种社会成本最小化。对于烟草企业来讲，政府需要利用税收杠杆，课以附加税，一方面用于弥补烟草业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一方面用于戒烟宣传和控烟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