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悠久的品牌，似乎都有它的主色调，这颜色从何而来？

世间种种颜色，有些来自染料，有些源于基因。源于基因的颜色，或美丽，或神秘，且总是恰如其分；源于基因的颜色，往往需要假以时日。

就像花朵的艳丽需要绽放，草木的青翠需要生长，历经岁月磨砺，才得以寻找到自己的本色。人如此，物件如此，有些品牌亦如此。

“大重九”品牌九十八年的历史中，最初的二十七年，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直到一九四九年，“重九”更名为“大重九”，在重新设计包装时，云南纸烟厂（昆明卷烟厂前身）人回溯过往才发现，金色已根植于“大重九”的基因，应为品牌本色。 

故，“大重九”成了今天的样子——菊花叶片拱托的“大重九”字样，盾牌图形托起的“9.9”标志，以及金黄色的主色调。

这颜色，醒目，且恰如其分。

更名

1949年，时代与时代的分割点，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每个人都被种种变化影响着，朝着自己的方向奔跑。

这一年夏天，时任云南纸烟厂总经理苗仲华最惦记的，是一方“纸片”。当时，云南纸烟厂正准备将有着27年历史品牌的“重九”更名为“大重九”，他们要将这款产品，以全新的形象示人。

要想做到这一点，除了原料、工艺以外的种种，烟标也很重要。

云南纸烟厂将此次的烟标设计交给了严濬。严濬学实用美术，毕业后来到昆明，是广告界的代表人物。1942年，还在国立艺专就读的严濬就曾设计过“和平火柴”商标，并被第一届全国美展选中。展出后，作品被选送到苏联展览。

即便如此，苗仲华仍放心不下。一方面，他虽曾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和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就读，但所学的是机械专业，商标设计非他所长；另一方面，当时的云南纸烟厂已困难重重，就任总经理一职，苗仲华是临危受命。而重整“重九”，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对于苗仲华来说，能否改善“重九”包装陈旧、销量下滑的局面，关系到云南纸烟厂的未来。

他知道，在过去的27年里，“重九”历经沉浮，名声在外。可当时，人们说起“重九”这一品牌时，要想在脑海里构筑起一个形象，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自从1922年创牌以来，“重九”的包装多次变化。

“重九”最初的烟标目前已无实物，据说包装上印有光复楼的形象。有一张刊登在《民国日报》金碧日刊版面的广告即为佐证，时间是癸亥年（1923年）3月15日。广告中，烟标的设计图案以五华山“光复楼”为原型。

至于当时烟包的颜色，则无从考究。

有人曾在媒体撰文，称自己2009年在昆明潘家湾发现一张“大重九”海报，并描述“在这张海报的纸装烟标图案正中，由线条描绘的五华山‘光复楼’，在蓝天白云下威仪而严庄。楼顶正中，飘扬着铁血十八星旗。筒装烟标，则采用了洋烟的设计风格，筒身斜佩一条代表荣誉的绶带，左上角是一只展翅雄鹰，右下角用花环图样围着‘九月·九日’”。

该作者还说，整幅海报的底色是明快的黄绿两色，整幅画面的设计水平似乎已超越了它诞生的那个时代，使他一时难以猜出海报诞生的年代。

也就是说，最初“重九”的烟标颇花费了一些心思，这很可能出自庾恩锡的手笔。

在云南历史上，在中国卷烟史上，庾恩锡都能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后人评价其为纵横于政、商、园林艺术三界的杰出人士。他从政时间不长，却曾任云南省水利局长、昆明市长等职；从商，则办过煤矿与茶厂，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作为云南烟草事业的重要开创人。

当然，也有人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庾恩锡应为近代云南园林艺术的开创者，他在园林艺术方面的贡献，更应值得人们称道。除了庾园、磊楼这样精致的园林与建筑艺术，据说庾恩锡曾在圆通山种下7棵美丽的树，是不是樱花树已不可考，但也许他的这一举动，冥冥中开创了圆通山独特的园林胜景。

无论如何，能设计出磊楼这样建筑的人，对美、对自然，有高于常人的认识与追求。所以，如果“重九”的烟标一开始出自庾恩锡的手笔，那么，设计水平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1928年，因为种种原因，庾恩锡创办的亚细亚烟草公司宣告停业，旗下的“重九”牌也因此蛰伏，最初的烟标不复存在。

本色

15年后的1943年1月，云南纸烟厂成立，选择“重九”牌香烟作为其当家产品，并进行了商标注册。

在此之后的1943至1949年期间，“重九”烟标的主色调由红变白，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战争年代，缺少油墨。

在1945年的一张报纸上，印有云南纸烟厂更换“重九”商标纸盒的启事：“查本厂出品之‘重九’牌其原用‘红底套色商标’纸盒，近因印刷油墨缺乏，不能继续印制，自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一日起，换用‘白底套色商标’纸盒。此项新制纸盒色彩益加鲜明，弥足珍贵，并无老装新装之分。特此郑重声明，除分别呈请备案外并附件（烟标式样），敬希各界鉴誉此启。”

27年间，“重九”烟标不断变化。作为云南纸烟厂的总经理，苗仲华应当知道这些过往。而站在1949年这个节点上，他当然也希望全新的“大重九”能够涵盖过往、面向未来，无论是品质或是包装。

也许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苗仲华赶到了昆明市弥勒寺村137号，敲开了“新桥画室”的门，他是来看设计稿的。开门的人正是严濬，门里门外，两人相视之间期待以对。

苗仲华期待严濬能够设计出他想要的烟标，严濬期待自己耗时3个昼夜的作品能被苗仲华认可。两人不多话，径直走到了画室的工作台前。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稿。”严濬铺开他的作品，然后对苗仲华讲自己的理念。呈现在苗仲华眼前的设计稿，除了没有上色，在其他细节上，已经无限接近人们如今所熟知的“大重九”烟标。

“盾牌是武装力量的一种体现，表现‘重九’诞生于烽火之中。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盾牌象征的是人民的力量。”严濬说。

苗仲华听完，点头。

“‘大重九’三个字在菊花叶片的烘托下，凸显出庄重和典雅；蓝色绶带上，标明选用原料精致，能突出‘大重九’的特质。”

苗仲华听了，又点头。

至此，“大重九”烟标的形象就基本确定了，可烟标用什么主色调，两人又有讨论。最后的一致意见是——金黄色。一方面，“重九起义”发生在金秋，而且金黄色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颜色相同。在历史上，云南讲武堂为“重九起义”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思想准备、军事准备，云南讲武堂的主要成员是“重九起义”的主要策划者、领导者、指挥者，学员是“重九起义”的骨干和主力军。另一方面，金黄色也是“大金元”的颜色。

“重九”更名为“大重九”，在采用了全新的包装和具有革新性的配方后，再次风靡全国。“重九”品牌在创牌27年后，也终于成熟，成长为今天的样子，人们心中“重九”的样子。

自那之后的71年里，人们提到“大重九”，就会想到金黄色。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颜色认同，而是对品牌文化或者品牌精神的认同。

纽带

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各种各样的社区、论坛，便总有人撰文，写“大重九”。相较于写产品，他们更愿意写故事，写情怀。

比如，有人在论坛上写——“大重九”品牌，于红云红河（集团）、中国近现代卷烟史，都是一个厚重的品牌。从某种角度，“大重九”类似一个标本，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很多层面。接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由其中几个关键人物，串联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段历史大事件。一个特别的品牌，一段特别的岁月。

文中所写的几个关键人物，应当首推庾恩锡及其背后的庾家兄弟。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影响，除了后世总结的种种，还给当时的国人带去一种情绪。

对于身在云南墨江的庾国清而言，这一年，他的无力感和希望并存。无力，是因为身患重病，自知时日无多；希望，则源于4个儿子。当年重九日，庾国清临终前，将4个儿子叫到身边特意嘱托道：“中国之所以积弱至此者，由于国之不富兵之不强也，非开矿经商不足以致富，非整军经武不足以图强。我死尔，诸子切勿忘乃父之意。”

庾国清的4个儿子中，出名者分别是庾恩荣、庾恩旸和庾恩锡，人称“庾氏三杰”。

有庾氏后人评价几兄弟称，庾国清诸子不忘父训，大哥（庾恩荣）经商并携二弟开矿，二弟不幸早逝，大哥克勤克俭，终成巨商。三弟（庾恩旸）自小读书，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参加同盟会推翻清朝统治，又率军讨伐袁世凯、张勋复辟，以“护国将军”之名留史。四弟（庾恩锡）幼时不喜读书，随长兄经商，独立后另辟蹊径，鼓捣他喜欢的园林建筑，后来也涉足政、商、实业，每做一事，无论成败，皆有可圈可点之处。

子承父志、长兄为父，兄弟们相互扶持，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终有所成。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故事，虽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家庭成员，都能有如“庾氏三杰”一般的成就，但所有的家庭，都有如此期盼。

所以，当庾恩锡将产品命名“重九”，将对父亲庾国清和三哥庾恩旸的缅怀蕴含其中，“重九”就是容易被人理解的。

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在民族危难时，几兄弟或举起民族工业的大旗，或戎装白马献身革命，为国为家，各展所长。其中的故事，无论是在前途未明的20世纪初，还是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下，对每一个中国家庭而言，都是一种激励。

方寸之间的一包“大重九”，就这样将民族、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有关“重九”的情绪，通过这样的纽带直达人心，人们理解这种情绪，也能产生共情。这样一来，当他们写到“大重九”，难免赋予其一种史诗感。

也因此，当人们看到它金黄色的主色调时，总会觉得妥帖。

纹章

对于红云红河集团而言，“大重九”的金黄色、盾牌与菊花，则有另一层深意。

当初苗仲华认同金黄色，除了对历史的考量，还因为这颜色与“大重九”的原料——优质的“大金元”颜色一致。在这一行业，从某种程度上，原料决定了产品品质的上限。

在1949年的苗仲华心里，“大重九”就应当是品质的象征。到如今，对于红云红河集团人而言，“大重九”不仅是品质的象征，更是民族工业顶尖水平的代表。为此，他们精益求精。

红云红河集团昆明卷烟厂工艺质量室主任马宁波，目前负责“大重九”的质量。他认为，一直以来，“大重九”的生产标准要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工厂标准，其合格率也都在99%以上。

马宁波讲，在红云红河集团内部，大家公认的是，“大重九”不是一包产品，而是一个工艺品。为此，昆明卷烟厂不断改造“大重九”的生产设备。多年来，设备上增加了很多部件，也让这些设备成了机密。

这是一种工匠级的生产。

实际上，创牌98年来，除了如经历停产等几次沉浮外，“大重九”只要在市场上，就是品质的象征。

品质是象征，也是基础。

论坛上一个吉姓女子讲故事，说自己虽是女孩，但小时候也顽皮。20世纪90年代，她10多岁，喜欢玩“纸大炮”（用捡来的空烟盒叠成），她会把积攒的烟盒一个个拆开、铺平，然后压在床上的凉席下。闲暇时，便把那拆开的一张张烟盒纸拿出来铺在桌子上，高兴地看着。她还将烟盒纸按不同颜色搭配起来，张贴在房间墙上。她说，夜晚的时候，躺在床上静静欣赏那一张张五颜六色的烟盒纸，心里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学会骑单车之后，她在集镇上看到迎面开来的汽车，就会掉转头追着汽车骑。因为“那个年代开得起车的人，抽烟的档次不会太差，有时能捡到与众不同的烟盒”。追了几次，终于捡到了一个空烟盒，那就是“大重九”。她如获至宝，这张烟标，她一存便是30年。

可以想象，在创牌的近百年里，“重九”在人们手里兜兜转转，从轿车里的民国政要，到西南联大的大师，再到战壕深处的战士、骑单车的普通女孩……

时光流转、世事流转，方寸之间的“重九”，金黄色的主色调和盾牌、菊花的线条，已是一个纹章，记录着民族的热血、家庭的羁绊、卓然的才华、往日的回忆……

归根结底，“重九”是一个产品，如果产品想要承载上述种种，那么就需要旺盛的生命力。而品质，正是产品生命力的基础。

如今，围绕“大重九”的一切，都是最优配置。比如设备的修理工，其中几人，放眼全国也都是大师级别。参与生产“大重九”的设备操作工，不但技术过硬，人品也要求过硬，因为红云红河集团相信，人品即产品。

这是有必要的，毕竟，“重九”两个字，意义非凡。

如今，人们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参观，在二楼重九展厅众多充满古旧色调的展品中，他们会发现一件藏品——四条漆黑的古木，以“井”字形围成一个展框，框内深灰色的亚麻布底板上，钉着4张烟标。灯光下，烟标映射出耀眼金黄色，正如纹章一般。这，就是“大重九”。

每天，这金黄色也会在红云红河集团的车间里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