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吉品金圣引领“和谐消费”

2006-02-04来源:南昌卷烟总厂作者:驿尘
    传统儒家文化语境中长大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和谐社会”,但对于“和谐消费”,恐怕不太容易想通。因为“和谐”之存在前提,是人与人发生互动,它反映的是互动主体之间的一种均衡与协调的关系;而消费则不然,因为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消费个人合法所得,它就是一种个人行为,甚至是个人权力,与他人无关。既然无关,也就不存在“和谐”的问题。
 
    其实不然!马克思通常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化为“生产关系”,从而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消费关系”作为“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座孤岛,必定或多或少、或以这种方式或以那种方式与他人发生关系,而这些关系就必定会涉及到和谐与否的问题。
 
    从这种角度上看,“和谐消费”应该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换句话说,社会的和谐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关系的和谐与否。而新吉品金圣所倡导的“贵”式消费,正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之上。
 
    首先,新吉品“贵”的核心价值观是反对盲目消费,提倡理性消费,强调品牌消费的性能与价格或价值与价格的协调与均衡,即品牌性价比越高越好,而非价格越高越好。
 
    脱离正常性价比的盲目消费一来对于消费者来说,得不偿失,钱财用得不到位,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某种情况下反而徒增自己的虚荣心;二来也让消费者无意识地充当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帮手,用“无辜”的钱投了“有辜”品牌即性价比低的品牌的票,最终导致真正高性价比的优质品牌得不到应得的市场。正是针对卷烟领域中近来出现的一些盲目高消费现象,“贵”式新吉品金圣应时而生,通过“价值多多而价格不贵”的诉求,谆谆提醒消费者:消费的物品并不是价格越高越有面子,而是价值、价格越合理越显品位。新吉品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理性消费价值观的呼吁和引导,逐渐培育起优质品牌脱颖而出、良性发展的和谐市场环境。
 
    其次,“贵”式新吉品反对“消费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提倡社会阶层之间消费差距的适度均衡与和谐。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高消费逐渐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人的时尚。当然,有一定物质经济基础的人有理性地消费一些价格比较高的品牌,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符合马斯洛意义上的一般人的心理需求规律,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更追求群体交往、社会尊重乃至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心理目标,而消费高价品牌恰好是实现这些正常心理目标的途径之一。然而,不顾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过度高消费总是我们所拒绝的!这种过度高消费容易扩大我们社会中本来就存在的“消费鸿沟”,不仅有违传统儒家文化伦理,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国家和社会愿景。况且,高消费物品或奢侈品或多或少都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层面,进入泡沫经济的范畴。而我们知道,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最大的区别就是,泡沫经济中的“价格”不是由“成本“而是由人们的“观念和信心”支撑的,而人们的观念和信心的稳定又是以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相互信任为前提的,如果阶层之间的“消费鸿沟”不断拉大,阶层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从何而来,“社会和谐”从何而来,进而先富阶层的高消费又从何而来呢?
 
    最后,“贵”式新吉品禀承金圣品牌一以贯之的“中式低害”观念与技术诉求,特别注意避免烟草的危害性,将消费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
 
    什么是“负外部性”呢?简而言之,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到他人,却没有给予他人相应补偿时,就出现了“负外部性”。于是,当一个造纸厂向河里排放污水而影响到下游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却没有支付相应的报酬时,造纸厂生产的“负外部性”就产生了;而当邻居家建筑的新房子遮挡了自家已经享受了几十年的阳光,却没有任何补偿,邻居行为的这种“负外部性”无疑会使自己很抑闷;同理,当一个烟民在自顾自地享受香烟的美妙境界,而“零成本”地让坐在他旁边的人受到“二手烟”的侵害时,这个烟民也无意中搭上了“负外部性”的便车。需要强调的是,“负外部性”是人们生产消费等各种行为中一直存在日常问题,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和法制语境中长期被忽视的社会问题。然而,金圣却并没有将这种“日常问题”看成想当然的合理性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卷烟生产消费“负外部性”危害和危害短时间还难以消除的客观现实,金圣另辟蹊径,通过中式低害技术,将烟害降低到了最大限度,在直接降低卷烟对烟民危害的同时,也间接地将卷烟消费的“负外部性“降到了最大限度,进而使烟民与烟草、烟民与非烟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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