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一个周恩来抽烟的镜头：周恩来在焦急地等待东北辽沈战役前线消息时，特意从警卫员手中要了一支烟，熟练地抽了起来。当然，电影是文艺作品，是真是假，不得而知。然而，笔者由于工作关系，曾经访谈、接触过周恩来的亲属和他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200余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周恩来一般是不抽烟的。

  周恩来不抽烟的原因得益于他家教好：周家几代人中很少有抽烟的，另外还得益于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该校有一条校规：学生不许抽烟。据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同志说，南开学校在执行这条校规时还出现过风波。原来校长张伯苓先生会抽烟，于是，学生们就联名上书给张校长提意见：“你不让我们抽烟，但你身为校长，为什么带头抽烟呢？”张伯苓为了教好学生，就在一次学校集会上，一边当场把手中的烟掐灭，一边对全体学生说：“以后我如果改不了，就不配当你们的校长，也没资格管教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互相监督，决不抽烟！”打那以后，张伯苓彻底戒烟，学生中也就基本无人抽烟了。但这并不是说，走南闯北几十年的周恩来从未接触过烟，他的几则与烟相关的故事说出来很有趣味：有的彰显他的智慧，有的反映他的处境，有的能激人奋进，有的又催人泪下。

  谈判要“抽烟”，抽的是智慧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还都南京。他野心勃勃，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所以他命令国民党部队赶去全国各地接收，同时还对许多曾经投降日本的伪军头目封官许愿，让他们代管当地治安，以等待他的人马到来，而对浴血抗战8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下了一道“原地驻防”的命令。但由于当时他的大部队还都远在西南一带的“大后方”，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调至东南沿海、中原和东北等地区，所以就与中共玩起了“和谈”、“和平建国”等花招。自恃公正的美国政府也掺和进来凑热闹，派了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主持国共两党之间的调停和谈判。于是，美国方面的马歇尔、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后为张群）和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三方进行了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和谈。在整个和谈中，蒋介石方面是没有诚意的，马歇尔受本国政策左右，也是不可能公正的，而共产党方面明明知道这次谈判只是个骗局，却又不能不谈。这场谈判的艰苦性是可想而知的。

  每次谈判时，周恩来都带着章文晋参加。谈判时，不懂中文的马歇尔讲英语，由章文晋翻译。翻译过后，周恩来还要吸一两口烟，吐出烟雾后再回答。周恩来的回答不仅内容精辟，而且常常是一语点破、击中要害，弄得国民党方面十分尴尬，美国方面也不得不佩服。事后有人问周恩来：“你为什么在反驳马歇尔的问话中用语那么准确、犀利而又击中要害呢？”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说：“在马歇尔发言时，我就基本能听懂他说的意思，再经章文晋翻译一遍，我再吸上两口烟，就有了足够的思考和组织语言词汇的时间，所以回答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这是1994年9月我在北京听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王伏林老人讲的。他说，周恩来当时抽的烟比较多的是老刀、金钱牌，有时也抽美国产的大克雷斯牌。和马歇尔谈判一结束，周恩来就又不抽烟了。

  不反对别人抽烟，有他的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周恩来的健康，邓颖超特意让西花厅工作人员在他的办公室的会议桌上放上一块写有“请勿吸烟”的牌子。

  有一次，周恩来在西花厅自己的办公室内召开小型的青年工作会议。与会的廖承志会抽烟，烟瘾还比较大。他几次想抽烟，手都伸到衣兜里了，但当他看到那块“请勿吸烟”的牌子后就把手又缩了回来。会开了快一个小时的时候，办公桌旁的电话铃响了，周恩来去接电话，廖承志再也忍不住了，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并摸出了火柴，他把烟（那时还不是过滤嘴香烟）屁股在火柴盒上弹了两下，放到唇边，刚要划火柴，总理接完电话回到了会议桌旁。廖承志不好意思点燃，又从唇边拿下了香烟。没想到这一微小的动作还是被心细如发的周恩来看见了，他微笑着对廖承志说：“廖公，你想抽烟就抽吧。我不抽烟，但不反对别人抽烟。再说，你们抽烟人也是对国家财政的支援呢。”说着，周恩来还把“请勿吸烟”的牌子拿起来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并把牌子掉了个面，不让人看到上面的字。和周恩来熟悉了几十年的廖承志也毫不客气，赶忙擦着火柴，点燃了香烟，笑着过起了他的烟瘾。

  在当时的副总理中，小平同志烟瘾比较大，先念同志喜欢抽雪茄，纪登奎、余秋里都是“烟菩萨”。不过他们和周恩来在一起时都尽量不抽或少抽，实在熬不住了，也尽量离周恩来远一点或到外面去抽。

  由于周恩来不抽烟，在西花厅工作的人大多都不抽烟。老秘书中只有农业秘书杨纯抽烟。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都比较忙，熬夜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有的人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熬一次夜，就不得不靠抽烟来提精神。因此，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副卫士长张树迎都成了烟民。1997年，一次我在张树迎家中听他说，总理办公时，卫士值班室和总理办公室是门对门，一抽烟那烟味就直朝总理办公室钻，为了不让总理吸“二手烟”，有时烟瘾发作了，他就走出值班室到走廊里去抽，一次半夜过后，他正在走廊里抽烟，忽然见到总理从办公室出来，就一边迎上去，一边把夹着烟的手放到身后迅速把烟掐灭了，没想到虽在夜间，这一悄悄动作还是被总理发现了，他笑着说：“老张啊，我可没反对过你抽烟。你想抽就抽，天这么凉，你怎么在外边抽呢？”说得张树迎怪不好意思的，只好笑着回答说：“是，我知道。”

  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1973年5月31日是全世界的无烟日，他曾问总理禁止吸烟和生产香烟这一矛盾问题。周恩来对他解释说：“全世界、全中国抽烟的人还有不少，这种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所以禁止吸烟不会是短期行为。我们现在既要宣传吸烟的危害性，提倡不吸烟、少抽烟，但又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禁烟。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靠烟民自己去改掉这种影响身体健康的习惯。另外，国家对烟草生产实行控制、专卖和纳税，所以所有抽烟的人也都在纳税，在为国家作贡献。”

  做对事情却要写检讨，一夜抽了两包烟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开国元勋们便想到要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这一利国益民的想法一开始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的共识。但周恩来在期望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加快的同时仍然坚持他一贯务实的作风，认为经济建设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党内率先公开提出“反冒进”的做法。在主持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保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现在应该是既反对思想保守也反对急躁冒进了”。这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在1958年1月上旬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说，周恩来的“反冒进”泄了中国人的气，还声称自己是“反‘反冒进’”的，并说周恩来“离右倾机会主义最近只有50步了”。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他自己认定的重大问题上绝不妥协的性格，只好写检讨。晚上回到住地与政治秘书范若愚商量后决定由周恩来口述，范若愚记录。正在这时，陈云打来电话，认为周恩来不能检讨，因为他没有错。这使周恩来内心十分痛苦，几个小时后也想不出一句检讨的话来。最后他无奈地看了一眼范若愚说：“范秘书，你先回去休息，这个检讨还是由我自己来写吧。”这样，范若愚只好回到自己住地休息。

  第二天一早，当范若愚再次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发现平常不抽烟的周恩来的办公桌上，烟蒂整整堆了两烟灰缸。周恩来经过一夜痛苦的思考和思想斗争，终于写出了检讨，但他抽了整整两包香烟，可见他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这是1994年9月笔者在北京范若愚的病榻前听他讲述的。

  遭到突然袭击，用“抽烟”镇怒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掀起之后，江青一伙得意忘形，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支持造反派，把一大批老干部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蜕化变质的坏分子”，甚至污蔑说他们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等，随心所欲地把这些老干部打倒。周恩来为了保护这些老干部，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联络员”就是他采取的办法之一。因为国务院及各部委领导大部分被打倒后，周恩来不得不独自苦撑危局。然而，他毕竟独木难支，就任命了一批“总理联络员”。在周恩来忙得无法分身的时候就派“联络员”代表他去处理一些事情，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保护老干部的事。周恩来任命的联络员中有军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像童小鹏、周荣鑫等人都做过周恩来的联络员，他们也确实为保护老干部做了不少工作，这就引起江青等人对他们的不满。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们到处横行霸道、实行打砸抢，周恩来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却又无法阻止。这时，正好有些家庭教养好的青年学生们也对打砸抢和乱批乱斗深恶痛绝，他们就勇敢地站出来，组成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专门制止武斗、反对打砸抢，这让当时的周恩来眼前一亮，专门派人与他们联络，并给予多方面支持，甚至安排“西纠”的代表上天安门，陪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文革”开始后又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自然要多参与做些事，这也就惹恼了江青。

  江青等人经过密谋策划，于1966年12月16日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这次大会的真实意图、会议程序、主旨讲话和代表的发言等等，统统对周恩来封锁、保密。他们想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杀鸡吓猴，迫使周恩来就范。

  大会开始后，江青脸色铁青，一开口就大骂“西纠”，说“西纠”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是无恶不作的反革命组织，这样的组织必须取缔！说到这里，江青越发肆无忌惮，当场点了周荣鑫的名不算，还让那些造反的“小将”们将周荣鑫拉到前台低头认罪。江青还狂妄地喊叫：“现在我们不仅要打倒‘西纠’，砸烂‘西纠’，还要查出‘西纠’的黑后台，把他拉出来枪毙！”事先一点不知情的周恩来面对这样的突然袭击，异常震怒，但面对江青这么一个特殊人物，他只好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稳稳地坐在那里。这时，人们见到平常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从卫士手里要了一支烟，点燃，默默地抽着，神色显得十分严峻。周恩来是在借烟镇怒，克制自己。

  会见外宾抽烟，疲劳过度要提神

  “文革”期间，周恩来日理万机，内政、外交、党务、军务无一不要他操心劳碌。那时他到底忙到什么程度呢？1967年，他为了不让外交方面的造反派揪斗陈毅，被造反派连续纠缠了18个小时，最后导致周恩来心脏病发作；1971年9月，周恩来为了协助毛泽东妥善解决九一三事件，周恩来整整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周恩来生前的秘书钱嘉栋曾对笔者说过这样一件事：1971年，一次在总理办公室开一个小型会议，与会人员都到了之后，总理已连续工作了近20个小时，他来到会议桌旁，硬生生地站在那里听人汇报情况，钱嘉栋忙提醒说，“总理您坐下听吧”。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我已不能坐了，一坐下恐怕就要睡着了。”

  1970年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长时间会谈后，又不得不接着会见到访的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部部长布尔蒂卡。在谈话中，他告诉布尔蒂卡，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有两条原则：第一，借款不要利息；第二，我们不做军火商。这时，周恩来显得十分疲倦，已经到了昏昏欲睡的状况，可是面对国际贵宾，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强撑身体，于是伸手要了一支烟。周恩来一边抽烟一边还对布尔蒂卡说：“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现在，即使我不跟你谈话，我也不能睡觉，还要做别的事情。”

  这是周恩来在工作中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为了提神而不得不抽的一支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