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中华”是中国高档卷烟中当仁不让的第一品牌。“中华”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肩负起振兴中国现代卷烟业的使命，在以后的60年时间里，无论是作为特供烟，还是走上市场化道路之后，上海烟草人都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中华”卓越的内在品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交部门每年向上海卷烟厂定购一批中华烟，主要规格是五十支听装和二十支软包装，既用于国内接待外宾又分发到中国驻外使馆招待来宾，这也许是中华烟打动国际友人的开始。

　　据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干部回忆：1952年9月，我所在的24军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役，当时我在军司令部工作。1953年6月中旬，领导通知我调至军事停战委员会工作。在与美方代表接触中，除正式会晤和我军有纪律规定要注意言行之外，休息或工作之余，我们彼此之间无话不说。当时，因工作关系接触最多的是助理军官勃来孟顿工兵上尉，他说他知道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非常了不起。他看到我们穿的布鞋，就说中国的布鞋好。他还经常向我们要中华烟抽，他说中华烟烟味纯和，他常常以最好的雪茄烟同我们换中华烟抽。另据志愿军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回忆：1953年7月27日一早，我接到上级通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将在今天上午10点签订，12小时后，也就是晚上10点(北京时间晚9点)，双方正式停火。为了抢占“新闻制高点”，那天白天，我和一个摄影干事先下到朝鲜石砚洞北山阵地的某沟底，也就是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当时，只见美军那边也陆续下来了不少人，双方士兵越聚越多。此时，一幕令人惊讶的场面把我给震住了：只见一群美国士兵正在哄抢我方赠送的一盒中华烟。结果，中华烟被一抢而光，甚至连中华烟的烟盒也给要走了。当然，没有抢到中华烟的美国兵感到很扫兴。见此情景，我就把自己笔记本中一幅“热爱和平”的木刻画片作为礼物送给一个美国兵，并写上一句话：“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再见”。而那美国兵搜遍口袋也没找到可以回赠的礼品，就掏出一张美元钞票，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回赠给了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想想真怪，仅仅在一天前，我们之间还在拼死厮杀，但此刻却都感觉到了洋溢在相互间一种渴望和平的人类共同情感。

　　其实，在“中华”卷烟品牌的诸多消费群中，喜欢抽中华烟的老外大有人在。对于中国足球迷来说，曾执教上海申花队的外籍教练可可维奇并不陌生，1999年，他受聘到鲁能泰山足球学校担任总教练。2002年加盟申花后，担任申花青年队主教练。2005年，他带领以申花青年队为班底的上海十运足球队获得了亚军。在中国的几年，可可维奇对中国也有了很深的感情。记得在十运会男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上海队同天津队的比赛之前，可可维奇正坐在教练席的座位上观看队员赛前的热身活动。只见上海足协秘书长卢申朝他走了过来，把三包中华烟递到可可的手中。然后对翻译说：“请你告诉他，这是我从上海专门带过来的，绝对正宗！”可可听了后，非常感动地说：“谢谢‘主席’的关心，我只是说说而已，你怎么当真啦。”原来，可可维奇特别喜欢抽中华烟，上海队在扬州踢小组赛时，他的中华烟就告罄了。当卢申去看望他问他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时，可可顺便说起了中华烟短缺的事。哪知道卢申当回事了，特意把中华烟给他带了过来。卢申对可可说，“我们对你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祝愿你能取得好的成绩！”可可回答得很风趣：“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每赢一场球，你就要请我抽中华烟，我也绝对没有问题的！”90分钟比赛结束后，可可率领自己的一帮小兵们不负众望地昂首挺进了四强。这回，卢申虽然又要破费了，但这样的破费，卢申当然希望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