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0年中华烟草公司试制两箱高档卷烟送进北京中南海后，“中华”始终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中央各有关部委也尽力支持其发展。作为一名搞烟叶原料的人员，我深切体会到在计划经济年代，烟叶原料要是没有中央领导、部门的支持，“中华”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就这点而言，“中华”不愧为“国烟”。

　　烤烟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二类物资，1978年改革开放后，市场开始活跃，烤烟调拨也受到了冲击，有的地区出现议价，有些地区和单位甚至把该作为“熊猫、中华”牌的原料也搞出去了，严重影响了特需卷烟生产。为此全国供销合作社特发（79）棉字第440号“关于加强烤烟计划管理的通知”：对于国家特许的熊猫、中华牌卷烟所需原料必须按计划优先保证供应……国家对于“中华”的重视可见一斑。

　　1983年9 月1日，我受上海卷烟厂派遣前往北京烟草总公司，要求解决中华原料问题。到京后，我分别拜见了当时的南屏、李益三经理，汇报了上海“中华”原料短缺一事，李经理当场表示会尽力解决。随后，原料处老处长刘惠昌为我安排了临时办公场所，提供了极大的工作方便。他表示，产区欠调的补调，工商库存都可以“挖”；外出联系工作可开具总公司介绍信；需要处室里的同事协助，可以跟你一起外出办事；需要我出面时，我也可去，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中华”原料的困难还可向国家经委、计委反映。

　　时任调拨计划主管的贾宝珍同志最后想到了调用天津上等烟库存的办法，于是一个电话把天津烟厂管烟叶的王德喜科长请到北京商量。天津因当年甲级烟生产量小，上等烟库存较多，同意提供部分原料，将云南、贵州、河南、福建永定、东北等地陈烟拿出来。于是我去了天津三天，下仓库看烟，签订了约有一万七千多担上等烟的调拨协议，调往上海支持“中华”生产。如此费劲周折为中华借调烟叶，在中国卷烟工业史上也仅此一次，可称为“中华”传奇故事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