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和谐”作为一个民族复兴与强盛的代名词已经迅速深入人心，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认可和首肯。

    和谐最初的本义应是指一种自然的状态，后来借用到人类社会则被喻为一种理想社会的形态。不过如果将和谐解读成一种疆化、凝固的模式，却有偷懒和歪曲的嫌疑，因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和谐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作为以人为单位所构成的社会，和谐的本质内涵却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就是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好和睦。可见，和谐是有条件的，和谐的基础是发达的经济，而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则在于有效的治理和教化。

    和谐也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政治理想，它已成为千百年来历代统治阶级和执政者们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负。从某种意义上看，清代的康乾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和谐理想的最高境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直到今天，和谐之于国人，似乎仍然是一种永远不懈的努力和乌托邦式的理想。

    综观世界各国发展，在国家崛起的早期，威权主义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十五世纪以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等。这是因为一国强盛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国内的统一，而在近代国家起源的初期，这种事情只有依靠强大的王权才能办到，集权能够将国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因此，君主制在近代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高度的集权也容易引起独裁和专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惯。

    专制这个东西真是一个怪物，人一经染上就像长期吸食鸦片烟一样，很难断瘾。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人性会不自觉地发生奇怪的扭曲，这是因为专制讲究的是至尊无上的权威、森严的等级以及无条件的服从和效忠，绝对不容许有人权和个人思想的存在，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来，就只有两种人格得以存活下来，一种是奴性，而另一种则是主子性，除此之外的其它人格必会被视为异类或异端，而身处这种制度环境下的个人将会变得极其渺小，绝无尊严和价值可言。

    在专制制度下，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也会呈现畸型的发展，财富一定是向少数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方向聚集，而广大民众则处于水深火热的社会底层，这种情况的极端化，将会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的地位越显突出，而由权力中心所主导的财富分配方式又会使“马太效应”在城乡之间上演，产生巨大落差。

    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差异，无疑是引发社会动乱和不和谐的重要因素。管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人民“口惠而实至”，是良治之本，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盛世就是最好的明证，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低估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道路上的曲折和艰辛。孙中山先生当初以为推翻满清专制政权，民众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民主与共和，结果革命党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他提出的训政也被后来的蒋介石利用为实施个人独裁的借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出现的官倒现象和1990年代出现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现代衍生物。实践证明，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虚幻的理想主义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而没有社会政策，再加上利益集团的出现，使我们这个曾经是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一个经济上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基尼系数甚至逼近国际警戒标准的0.48，出现了“四农”（农业、农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问题，区域和城乡发展也极不均衡，社会环境极不和谐。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新一代的领导精英及时发现了社会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民生社会的建设。农业税的取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实现了国家税收制度从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工商型的转变，而且为我国农业产业化时代的来临铺平了道路，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找到了解决历史难题的新突破口，成为国家富强的敲门砖。意义更为深远的是，现在，“和谐”的概念已经超越国界，跨越大洋而被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上了。

    当今世界，大国关系一直处于波动和调整之中，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支配下，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奉行对内自强不息、对外竞争共处的方针。对内，将经济建设与变革置于首位，借助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以提高综合国力。对外，力求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以赢得尽可能有利的国际地位，为本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无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新时代中国对世界和平做出的新贡献，是传统“王道”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和延伸。这既是中国的福祉，也是世界的福祉。
 
    和谐社会的实现不能靠上天的恩赐，而要靠国人的奋力争取。试想，如果当初没有毛泽东的力挽狂澜，一统华夏，中国就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中国不应再停留在只是仅靠某个人或几个人的智慧来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不论是威权主义抑或是权威主义，都只不过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权宜，国家的未来最终应该依靠一种全新的制度——民主机制，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才是和谐社会的真正出路。对此，相信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新一代政治领导精英会有更深刻和更深远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