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对于抽烟，我可以说是个内行”

　　著名作家汪曾祺18岁开始抽烟，烟龄足有60年。他从来没有戒过烟，算得上一位高龄老烟民。1991年，71岁的他借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作协创联部和《中国作家》联合举办的“红塔山笔会”的机缘，到玉溪烟厂作客。饱吸了“红塔山”，饱尝了烟厂美景后，他高兴地说：“到了玉溪烟厂，坚定了一个信念，一抽到底，绝不戒烟。吸烟是有害的，有人甚至说吸一支烟，少活5分钟，不去管它了！”并即兴做了一首五言打油诗“玉溪好风日，滋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汪曾祺文集·散文卷》中有一篇流畅、有趣的散文《烟赋》。这篇佳作不仅记述了烟草的传播、种类、吸食方法，吸烟轶事……而且，他极为内行地写道“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用手指摸一摸，即可知道工艺水平如何。要松紧适度，既不是紧得吸不动，也不是松的跺一跺就空了半截。没有挺硬的烟梗，抽起来不会‘放炮’，溅出火星，烧破衣裤。”这是手感检验，然后“放到鼻子闻一闻，就知道是什么香型。若是烤烟型，即应有微甜略酸的自然烟香。”这是嗅觉感应，最后是口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入口、经喉、进肺的感觉。抽烟，一要过瘾，二要绵软。这本是一对矛盾，但是配方得当，却可以兼顾。”他还举例说“如果要对卷烟加以评品，我于‘红塔山’得一个字，曰：‘醇’。”好一个评烟师。

　　林金澜：“我先会吸烟，后学写作”

　　林金澜在《我的戒烟》一文中自称吸烟“总有半个世纪了吧。”“我先回吸烟，后学写作。”他认为适宜吸烟的时候是“……听报告熬困之时，开会走神之际，连点连吸，可以面呈祥云，目含笑波，脑门清爽似三界外人”；“再是三朋四友，放怀畅谈。云烟缭绕，情怀益放。白雾浮沉，谈吐更畅”；“吸时顺其性情，不随大流，不苟同时势，仅仅听命内心呼唤。放时顺其自然，不服药饵，不恶声含戒，行所当行止其当止行云流水。”

　　周熠：“创作不缀，戒烟不难”

　　作家周熠在散文《我与烟》中写尽了吸烟与读书，吸烟与写作剪不断的情丝。

　　先说读书吧。“读好书时吸上一支烟，格外有味道”，“这时的烟，就如一种催化剂或兴奋剂，可以加速我的阅读和阅读的深度。在烟雾纷纷之中，我能读到文学之外的东西。要是读到精华部分，我还会暂停下来，再徐徐点上烟。美美吸上几口，再细细地咀嚼那文字。这时的烟，又像是一种酵母，一种多酶片，将那优美的文字和意境发酵得更加煊暖、甜蜜，有滋有味。我淋浴在这双重的精神享受之中，如置身云里雾里，不知今夕何夕。”

　　再说写作。他认为“写作借香烟以开茅塞”，因此，他“每次要伏案写作时，总先泡上一杯浓浓的清茶，再点燃一支烟。自然这烟还越吸越要上档次，如云烟之类。点了火的烟开始静静的自燃，而代之以一团一团的浓云冲口而出，喷薄于我的眼前，缭绕在我头顶，再自燃，再猛吸，如此反复。于是，在袅出的仙气般的紫烟青霭里，有形的世界悄然隐退，无形的情境幻然化出。我的沉静的思维开始活跃，灵感随一朵一朵的蘑菇云飞扬起来，我乘势振笔劳作。如此，半包烟下来，也就可以出一篇散文了。”

　　由于报刊杂志“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他欲将“不吸不可，染上了不大不小的烟瘾”戒掉，但“我也捉摸，创作不缀，戒烟也难”，“烟毕竟是我十多年的至爱情人呢。”

　　二月河：“我行我素，边抽边写”

　　“文坛怪杰”二月河以《康熙大帝》等三部长篇“帝王系列”小说名扬天下。这位“从年轻时就当上烟民”的作家在其散文《唔，烟草……》中不惜笔墨，详尽地记述了25年前“我随部队战友下煤井‘讨窑’”，花6元钱买“殉葬品”一事，感叹“6元钱花销的天衣无缝。”

　　“后来的戒烟宣传愈来愈吓人”，于是，他决心“无论如何要戒掉狗日的烟！”“四次”‘下死决心’：戒掉！然而却是‘戒不掉’，以至于戒烟时没有了文思，急得绕室彷徨，推枕难眠，以至于尴尬的满地找自己遗落的烟蒂——与其作此丑态，还不如索性一索性，大大方方的抽。至于癌症，此时且不能顾了！于是仍复故我，我行我素，边写边抽。”

　　周同宾：“烟总是讨人喜欢的”

　　“烟总是讨人喜欢的。它确能移情寄性，排遣无聊，渲染气氛，拉近人际距离。”这是作家周同宾在他的美文《说烟》中阐述的观点。

　　周先生说“烟是物质，也是精神。”于是，“我想到两个作家。一个是幽默大师林语堂”，“一个是万众共仰的鲁迅先生。”作者在文中把两个作家的吸烟情趣写得淋漓尽致。感叹道：“唉，文人与烟，真是个复杂的话题。烟的功过是非，真是一笔糊涂帐，叫人无法评说。”

　　“烟龄已近30年”的周先生，“文革”初期，“无端沦为‘黑帮’，‘牛棚’度日，痛苦万状，忧思难解，愁闷难排。于是就抽烟了，想从烟中得到一丝慰藉。后来，虽恢复了自由，确再也离不开烟。再后来，常常伏案写作，就更是一日不可无此君。”如此看来，烟确是一味解愁良药，而且“烟出文章酒出诗”也不能说它没有道理。

　　先生“明知抽烟有害健康，就是不能痛改前非”，“也曾想到戒烟……确曾戒过……常常想戒掉，常常戒不了。”唉，作家与烟有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

　　陈村：“烟，真是个怪东西”

　　中年作家陈村，17岁开始抽烟，这一抽就是20多年。“抽上了便知道香烟不是好东西。费钱，费神，费衣服……还费身体”，“于是想着戒烟”。“先是一个宣言，痛陈利害，随之有计划与实施方案相结合。为怕半途而废，急着将烟具送人，广为宣传，征求监督。”可戒烟后，“好像忘了什么事儿，神思恍惚，茶饭无心，闻闻手指，余有烟气。嘴里的味道一天天淡下去，淡的情绪低落，生活灰暗。”于是，它不无感慨的说：“烟，真是个怪东西”。

　　关于抽烟，作家在其散文《只好抽烟》的开篇这样叙述说“人有时真叫想不开，明明知道抽烟有害健康，还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着。喜悦，快活，忧愁，哀伤，寂寞，热闹，饥饿，饱食，无一不能成为抽烟的动机和理由。”“对烟民来说，饭可不吃，烟不可不抽，明知有害，照抽不误。”因为“它那么忠实，手一招就来了，点上就燃了。用温暖的熟悉的烟流抚过我们的身体深处，使我们因为这熟悉和温暖而觉的安全，得以镇定。它使我们有所寄托，能像想念最好的朋友一样有所牵挂，心中不至于空荡荡的。”

　　高洪波：“我从不吸烟，怕的是上瘾”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副书记、著名作家高洪波在其散文《烟议》中写到父亲吸烟、岳父吸烟、朋友吸烟、士兵吸烟，以及故乡人吸烟。并饶有兴趣的叙说了不吸烟的“弊端”：“然而不抽烟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遇到尴尬。比如外出办事，香烟能使你很快的与对话者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一支烟递过去，再划上一根火柴，彼此谦让一下，点着烟，各自吸上一口，待烟雾自口鼻涌出时，对话交流的气氛便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指的是一对一的交往。若遇到一群对话者时，你可以十分洒脱利索的散烟，远者掷之，近者递之，不远不近者可以把烟盒抛去，以显亲热和无拘无束。待各人嘴边都叼上你的香烟之后，情感自然得到某种沟通，一切好说！不吸烟者少了这套社交程序，开门见山谈事情，缺少了正常的铺垫，让人感觉别别扭扭，好像你这人生来就‘格色’似的。”文章结尾，作者意味深长的说“香烟虽小，却能显示出人际关系的微妙，民族性格的优劣，以及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否。甚至个人品格的修养，也借一支小小香烟流露出来。”读了这段文字，就不难理解“烟架桥，酒引路，筷子头上得帮助”这句俗话了。

　　作者还在另一篇散文《烟道》中详尽论说了烟与茶，烟与酒的辩证关系后，感叹道“烟的确是个古怪的东西”。“我从不吸烟，怕的是上瘾——上瘾则证明你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的男人常常让人看不起。这是一种思维逻辑推导的怪而又切实际的理论，不知何年何月我便服膺这一理论。”

　　王蒙：“不做烟瘾的奴隶，也不做戒烟教条的奴隶”

　　早些年，“其实我也吸过烟，不搞写作的时候，不能搞写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是后来，“一看那些危言耸听的告诫，也就不想吸烟了。”

　　人常说“烟出文章，酒出诗”。但这位多产的作家却说“至于‘促进文思’，从来没有的事。我吸的效益是促进消除文思而不是促进文思。一吸烟就恍惚。一吸烟就犯困，一吸烟就用夹烟替换了执笔，用吞云吐雾替换了推敲词句，用一口一口吸烟的动作代替了一笔一画的写字，用自生自灭的思忖代替了文学构思。于是不再冲动，不再技痒，不再对文学恋恋依依，乃至不再对社会生活、对友情恋恋依依，也不再有什么疑难，有什么不平了。吸烟可真好啊！”

　　“我给自己提的口号是：不做烟瘾的奴隶，也不做戒烟教条的奴隶！”这就是不抽烟作家王蒙的吸烟信条。

　　叶延滨：“戒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吸烟的时间很早。”诗人叶延滨说，“一吸就是二十年。我吸烟很认真，凡是动笔动脑子的时候，就先点燃一支烟，这好像是一种仪式，没有这个动作，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但是，“终于有一天，我说戒烟吧。”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戒掉了。“所以，我想说，戒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的乐趣在于你会重新唤起自己对自己的那份自信，那份不必掩饰的自我欣赏。”

　　叶兆言：“抽烟应该是男子汉的专利”

　　作家叶兆言是位不够格的烟民。“我属于那种资质不好的人，学抽烟，前前后后无数次，至今也不过是写作时，随便点一支在手上装腔作势做样子。”这是叶先生在其散文《学抽烟》一文中的。

　　他认为“抽烟应该是男子汉的专利。”进而说“男人不抽烟难看，这句话有点岂有此理。然而抓住支烟在手上，的确能多几分男子汉气。”

　　公刘：“我是一个坚决的禁烟主义者”

　　中国作协理事、著名诗人公刘“一辈子不吸香烟，甚至讨厌香烟的味道，我认为那不是香，而是臭。”因此，“凡有机会参加笔会什么时候，我的唯一的‘特殊化’，就是要求最好‘分配’一个不抽烟，或者有所节制的伙伴，与我同室而居。”

　　面对青少年抽烟，“这使我非常惊讶而又伤心。”正言道“不会抽烟，不算男子汉。真是十足的奇谈怪论！”

　　他在其散文《戒烟的故事》一文中开宗明言“我是一个坚决的禁烟主义者。这并非为了保卫一己的生命（个人能活多久？），更主要的是出于对民族整体生命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