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一烟难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卷烟流通体制尚未有效建立，我国卷烟供应非常紧张。资料显示，1949年至1950年，全国烤烟种植面积为70.1万亩，产量4.237万吨，全国平均亩产量仅为96公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8年～1961年）以及之后的十余年里，烟、粮争地的矛盾很突出，烟叶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全国烤烟亩产量低至75公斤。烟叶收购量减少，许多卷烟生产企业被迫减产、停产，卷烟供应日趋紧张，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黑市，卷烟价格高出国家定价。针对卷烟供应紧缺这一情况，国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凭票定量供应”的政策。比如，当时上海市凭券供应的范围是国产卷烟，板烟丝、旱烟丝、雪茄烟、进口卷烟不在凭券供应之列。凭券供应的对象是上海市区及郊区常住户口居民。凭券供应的方法是购烟券由上海市糖烟酒公司统一印刷，各区、县通过居民委员会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发放，购烟券分大户、小户，凭购烟券到零售店按月分旬购买。

    1963年至1965年，国家商业部出台“高价敞开销售卷烟”政策，以缓解市场矛盾。然而，高价销售政策对广大农村卷烟消费者来说，差不多算是个限令或者禁令了，因为高价政策一出，卷烟价格—下子涨了一倍甚至两倍。“中华’牌卷烟平价是0.58元/盒，高价1.46元/盒。一些人为了抽烟，只好节衣缩食。1965年底，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商业部采取平价定量供应、高价和部分平价品种敞开供应的办法，卷烟逐渐取消了高价政策。

    改革开放前后：紧中有松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受时局影响，我国卷烟产销量下降，市场供应再度出现紧张，各地先后恢复凭票证定量供应。1970年，全国烤烟种植面积为436.95万亩，产量低至39.45万吨。到上世纪80年代初，卷烟品牌较少，全国性知名品牌也就十几个，以“上（海）、青（岛）、天（津）”的“大前门”、上海烟厂的“中华”“牡丹”及云南纸烟厂（昆明卷烟厂前身）“云烟”为代表。此时，全国卷烟中低档卷烟货源相对充足，但中高档烟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名牌卷烟供应紧张。据记载，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烟草公司必须先在卷烟厂预订，再自行托运，装载满满的一卡车，回来后几乎是被卷烟零售商户一抢而空。

    网上一个知青回忆他当年抽烟的一些“趣事”。那个年代，他能接触到的卷烟主要有软包“经济”牌0.08元/包，“大红花”0.18元/包，“常德”0.28元/包，“大前门”0.33元/包。而他和其他知青的“收入”一个月也就是三五块钱，因此0.08元/包的“经济”烟自然成了大家的首选。为了把钱省下来买烟，大家每次回家和返乡都舍不得购票，经常被列车员追得从车头跑到车尾。月初工资刚到手时猛抽，算是过把瘾，下半个月就断“粮”了，几个人只好徒步一个小时到离知青点最近的镇上捡“烟屁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选择丰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地烟草公司相继成立，从此，卷烟流通体制进一步完善，经营业务进一步加强，市场供应秩序逐步进入法制管理，烟草市场产、供、销渐渐形成良性循环，卷烟供求关系得以缓和。

    进入21世纪，在前期规范卷烟销售市场、卷烟供应日益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烟草行业逐步推进卷烟销售网络建设，加大品牌整合力度，让一些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做大做强，同时，一些地方卷烟牌号虽然有比较固定的消费群体，但最终被销量大、覆盖面广、成长性强的全国性品牌取代。2008年底，全国在产卷烟牌号155个。从“抽不到”到“想想抽什么”，紧缺经济早已成为了历史，消费者如今有了充分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