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现在大家都在热议这30年来的巨大变化，歌颂民富国强的新形势，歌颂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是一个刚好有着30年烟龄的普通烟民，说起改革开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三十年来我所吸的卷烟牌号的变化。

 

　　30年前，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当了一名营业员。不经意间偷偷学会了抽烟。那时候学徒满师后的工资是每个月33元，抽烟也只能拣便宜的买了，二角几分钱的“飞马”和“雪峰”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

 

　　1979年我结婚了，为了在亲朋好友面前有面子，我硬是一咬牙买了2条用锡纸包装的“大前门”，那可是三角九分钱一包的啊！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两年后我有了儿子，满月请客，又走后门、跑关系，托人买了2条“牡丹”，每包要5角，付钱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手都有些哆嗦。

 

　　进入80年代后，我当了采购员，各方面应酬多了，身上总不免要带上几包烟。那时候“大前门”已经很普通了，上海、青岛、开封、许昌等好几家烟厂都生产，不过我总是能托人买到上海产的。尽管如此，“大前门”还是只能留给自己抽，上不了场面，饭桌上、谈生意时敬给对方的还得是“牡丹”、“上海”这类的“牌子货”。这样一来，每次出门，我的衣兜里总要揣上好几种烟。

 

　　1989年，我进了科室，工资涨到了每月80多元，感觉手头上一下子宽裕起来了，买烟时也大方起来了，一元多一包的“花溪”、“云雾山”，市场上都难得一见，我却总还是能找关系买到。1991年，国家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那些平时根本看不到的“红塔山”、“云烟”有得卖了，可是价格也因此一路走高。最贵的时候“红塔山”卖到了12元一包。但这时候大家口袋里也渐渐鼓起来了，也舍得花钱了，逢年过节、求人办事，也会买上一两条。这段时间我抽的牌号有点乱，既有国产烟，也有外烟，如“健牌”、“希尔顿”、“万宝路”、细支“摩尔”；既抽云南烟，也出于好奇抽点本省仿名牌的像“中华门”、“中萃”、“天京”之类的，不过我终归还是习惯云南烟的味道。

 

　　90年代初期，市面上香烟牌号更多了，你方唱罢我登场”，像是选美大赛，让人眼花缭乱。记得当时用美女作烟标的就有“阿诗玛”、“蔓萝花”、“莫悉女”、“刘三姐”、“五朵金花”等，甚至连外国的维纳斯也搬上了烟标。不过我却只抽5元一包的“阿诗玛”。90年代后期，江苏烟东山再起，我便也“与时俱进”，改抽10元左右的“东渡”、“一品梅”、“濠河”、“南京”。

 

　　8年前，妻子下岗了，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赚了点钱。前年儿子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我的工资也达到一千几百元，于是我进一步“扩大内需”，兜里装的烟也以20元左右的的“南京”、“玉溪”为主了，偶尔还会尝尝“中华”、“苏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