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后世对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和社会升平局面的艳称。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轻徭薄赋，整肃吏治，奖励功臣，信赏必罚，擢拔人才，虚心纳谏，革除弊政，避免战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

    记得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曾提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他把某种“认识到个人经历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心智素质叫做“社会学的想象力”。假若据此追溯中国传统政治的哲学根源，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儒家学说中的“性善论”。儒家学说推崇“王道”和“君道”，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因此，非常强调通过教化彰显人性中的优点，调动人的积极性，以达到政治上的 “德治”。由是，古人每论治国之道，都无不引述“三王”、“五帝”、唐尧、舜禹等上古君王作为例子，将他们视为明君典范。

    自西汉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后，儒学就逐渐被历代封建王朝尊为国教，儒学中提倡的“仁”和“礼”被当作社会的行为规范加以奉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秩序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维持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管理。贞观之治就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言，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王道”和“德治”发展的一个顶点，当其时，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政治上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同时，也许唐太宗李世民身上具有的胡汉混血血统，使他更能够摒弃传统观念的桎梏，将中原文化的中庸之道与草原文化的粗犷进取有机地融洽起来，表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将人性的优点发挥出来，从谏如流，从而成就了一个可与汉朝“文景之治”相媲美的“贞观之治”，开创了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升平的繁荣盛世。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元7世纪的时候，欧洲正进入到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不远，日本也刚刚开始接受大陆文明的影响，而贞观之治所牵涉到的一套政治和经济上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法，在当日的世界可谓无出其右，虽然只是在专制统治下极为有限地搞了一点“民主”，效果却依然显著，在集合和调动人力方面显示出优势。贞观之治的许多治国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而言，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自战国时期开始，直至秦完成“王业”（即大一统）建立秦朝，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架构传统就逐渐在中国形成，到隋唐时期则更趋于完善，唐太宗在秦汉和隋朝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职权，同时，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事，参加政事堂议事。这样，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可以打破所谓“魏晋遗风”，破格录用和提拔庶族人才，形成相对民主决策的政治氛围。

    然而，这样的权力架构既没有确切的法治根底，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统治者个人的自律觉悟和政治智慧，也就是说，如果碰上开明的君主，国家就有幸，百姓就有福，但假如遇上昏君，则社稷和百姓就要遭殃，到底不能够持久。而且，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就是专制替代民主，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诸于“圣旨”，背后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也变为公平，不合理也变为合理，极易造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性的扭曲。这样操纵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得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这种专制统治的黑暗性在明朝发展到了极至，并成为导致明朝后来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象征——皇权，但却未能革除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以至在近代和现代还几度沉渣泛起，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发生了类似十年“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浩劫，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5年多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和融洽更是与日增强，借助互联网信息化平台以及其它媒介，中国国民的认识水平实现了翻天覆地的飞跃，真正迎来了民智广开的时代。古代人们认为世界是由平地和海洋共同组成，哥伦布的环球旅行告诉人们：世界是圆的。但互联网时代又使这一认识回到从前，正如《地球是平的》作者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全球的竞技场变平了，世界变平了。

    应该承认，传统的生命力确实相当顽强，其力量依然强大。到今天为止，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异常迅猛，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水平也是历史上最高的，然而，我们的政治体制还不是一种民主的体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一种延续和延伸，中国的国民依然需要呼唤“明君”执政，中国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建立国家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还是一种理想。

    也许，目前的权威主义选择是中国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一种权宜，而且也适合中国的国情，“人大”和“政协”制度也是对国家民主建设的一种有益补充。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和国际上都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如果其国家的命运还是停留在仅靠少数人来决定的年代，这总不会是国家和人民之福。况且，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也不可能如以往的年代一样，仅靠几个短暂的“盛世”来维持有限的发展，最终的出路，我们还是要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以使国家和民族实现真正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到其时，中国才可以称得上迎来真正的不朽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