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出身于浙江海宁县一个富商家庭的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早年留学英美，１９３１年由南京乘飞机北上，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年仅３４岁，留下大量散文、小说和诗歌，是２０世纪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化名人。他说：“我也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我当初并不是像我的朋友温源宁先生（当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笔者注）似的出了大金镑正式去请教熏烟的：我只是个－－比方说，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哪。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蛮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拔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说他在美国有整两年，“忙的是上课，写考卷，肯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５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徐志摩当时看到“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新制翩翩的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他也想介绍牛津、康桥的教育思想，但有顾虑。“这年头，只要‘贵族教育’一个无意识的口号就可以把牛顿、达尔文、米尔顿（通译弥尔顿，英国著名诗人、牛津教授－－笔者注）、拜伦、阿诺德（英国诗人、批评家、牛津教授－－笔者注）、纽曼（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笔者注）、罗刹蒂（英国画家、诗人－－笔者注）等等从母校一下抹煞。”徐志摩特别提到林语堂先生在《现代评论》登过一篇谈教育理想的文章，“林先生的意思约莫记得是想仿效牛津一类学府……我认为很重要的……不曾得到期望和回响。想来现在的学者们太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结果当然没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或是人格教育。这是个可憾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