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支“中华”过滤嘴卷烟诞生到混合型“金中华”、“中华航空烟”的问世；从“中华”烟标印刷上的手工揩金到机械化筛金、烫金到透明黄叠印仿金；从五角星华表图案的手工勾画到天安门城楼、华表图案的实景拍摄制作，六十多年来，“中华”品牌总是追随时代的变化脚步，在中国、在世界，在所有华人的地方塑造并展示它的完美形象。它的那一抹“中华红”已深深印在所有国人及消费者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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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20 年代，由绉丝纸制成的卷烟过滤嘴首次在欧洲卷烟市场出现。之后到 50 年代初，随着醋酸纤维的开发，过滤嘴卷烟逐渐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并在世界各地市场上得到推广。由于过滤嘴能够过滤掉抽烟时的烟雾成分，故消费者对烟雾较少的卷烟产品兴趣倍增。上世纪 50 年代，随着世界反吸烟浪潮的助推，许多国家的过滤嘴卷烟市场份额迅速达到了 90％到 95％。

  “中华”牌卷烟最初生产的是二十支软包光嘴烟。1954 年，香港德信行和澳门信中行率先代理经营 “中华”烟的海外出口业务后，深受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喜爱。为了让“国烟”更好地走向世界，顺应世界烟草发展的潮流，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几位侨胞代表联名提案 ：希望能发展中国的过滤嘴烟。此提案被采纳后，上海卷烟二厂（上海卷烟厂前身）再次接受了试制中国第一个过滤嘴卷烟品牌——“中华”过滤嘴烟的任务。

  “其实，我们早就很想生产过滤嘴卷烟。因为过滤嘴卷烟一是较有利于减害降焦，是一种发展趋势；二是看起来比较高档，在当时颇受消费者关注。”原上海卷烟厂退休干部邱百川老人每逢说起那段历史，总是记忆犹新。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上海卷烟二厂曾尝试过用硬纸板制作卷烟过滤嘴，但那种土办法制作的过滤嘴烟不仅外观上不好看，而且抽起来漏风，对减轻吸烟危害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因而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就放弃了。邱百川说 ：“那时国内的卷烟生产企业一无过滤嘴卷烟生产设备，二无相关的工艺、技术资料，只能望洋兴叹。”

  情怀犹在，责任难辞。尽管有过失败的苦闷，但中国卷烟工业的先驱们却始终没有放弃对过滤嘴卷烟生产的探求。在对外引进德国进口卷烟设备尚无先例的情况下，1959 年，香港南洋烟草公司辗转从当时的联邦德国虹霓公司购进一台过滤嘴接装机，转赠给上海卷烟二厂，使上海烟草人实现生产中国过滤嘴卷烟之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虽然有了过滤嘴接装机设备，但因不懂技术，如何消化新设备的新技术并将它与原有的生产流水线衔接起来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邱百川回忆说，“当时仅有的一份资料就是设备说明书。为了‘消化’这份设备说明书，厂里利用所有的技术资源，并集聚所有的技术力量，硬是凭着一股‘争口气’的韧劲，通过对说明书的反复研究、模拟试验，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德国虹霓公司的过滤嘴接装机设备调试成功。”

  当过滤嘴接装机正式投入运行的那一天，上海卷烟二厂就像过节一样，分外热闹。当大家看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一支支“中华”过滤嘴卷烟在生产线上欢腾雀跃时，许多工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上海卷烟二厂也由此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家具有独立生产过滤嘴卷烟能力的卷烟企业。

  1959 年，中国第一个过滤嘴卷烟品牌——“中华”过滤嘴烟试制成功并问世后，再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当首批“中华”过滤嘴烟送到各国驻中国使馆时，许多老外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OK，了不起！” “中华”过滤嘴烟首次在香港面世后，海外华人也是奔走相告，踊跃购买。

  尽管过滤嘴卷烟代表了世界烟草发展的一种趋势和方向，但刚开始在上海生产时产量很少，而且上市后也并非一帆风顺。原上海烟草公司管理干部沈景柏回忆 ：“当时由于受技术和原料所限，滤棒都是由上海市土产公司通过日籍代理商从日本直接进口的，所以滤嘴烟生产产量很低 ；另一方面，一些老烟民习惯了没有过滤嘴的卷烟，一开始对滤嘴烟不是很适应。记得滤嘴烟刚上市时，不少烟民会在抽烟之前把过滤嘴掐掉。”

  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过滤嘴卷烟才慢慢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1968 年，上海卷烟厂开始批量生产过滤嘴卷烟，年产量 3686 箱，占全年卷烟总产量的 0.4％。1969 年，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 YJ21型过滤嘴接装机试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接装机生产的空白。1971 年，上海卷烟厂按照无锡化工研究所提供的滤嘴材料新工艺进行湿纺工艺试验。在该工艺研发成功后，于 1972 年投资 35 万元建成年产100 吨的卷烟滤棒车间，使过滤嘴卷烟开始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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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多年来，在保持“中华”品质和风格的基础上，上海烟草人顺应时代变革和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将技术进步的成果应用于“中华”烟的生产。自 1959 年拉开中国过滤嘴卷烟生产序幕、成功推出“中华”滤嘴烟后，1967 年起 , 上海卷烟厂又开始生产 81 毫米的滤嘴烟，并从 1985 年起将滤嘴烟的长度统一到 84 毫米。上世纪 70 年代末 , 由于受云南上等烟叶供应影响 , “中华”品牌又曾面临一次由内到外的蜕变。

  1979 年 2 月，计划用于 “中华”烟生产的主要原料云南“中黄一级”烟叶突然断档，致使上海卷烟厂“中华”烟生产被迫停产。遇此突发情况，3 月，上海卷烟厂的上级单位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联合上海市糖业烟酒公司，一起向上海市轻工业局和上海市商业二局紧急汇报“中华”烟生产所面临的困难情况。汇报中，市食品工业公司和市糖业烟酒公司领导再三强调 ：“目前“中华”牌卷烟仍主要用于国务招待和供应外宾需要，如长期停产，供应断档，将有损于国家声誉。”

  之后，上海卷烟厂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紧急派人去云南，力争调入“中黄一级”烟叶满足生产需要 ；另一方面对已有库存中的进口烟叶进行试样试验，看看能否有替代烟叶能满足“中华”生产的急需。

  与此同时，市食品工业公司和市糖业烟酒公司还派专人共同赴京，向轻工业部和商业部领导汇报情况，以争取获得支持。对上海卷烟厂利用库存进口烟叶进行试验的情况，轻工业部专门作出批示 ：“‘中华烟’的用料必须保证质量，保持烤烟型风格。同时，可考虑适应外宾口味，适当使用一部分进口烟叶，增加一个混合型的‘中华烟’”。

  根据上述批示精神，上海卷烟厂迅速召集有关技术人员成立专题研发小组，进行“中华”配方调整和混合型“中华”烟的开发研究。经过连续五次的试样研究，研发人员最终选中了 1 号样烟和 5 号样烟供专家鉴定评审。其中，1 号样烟的配方使用进口加拿大烟叶 20%，国产上等烤烟 55%，白肋烟和香料烟 25% ；5 号样烟的配方则使用进口美国烟叶 10%，印度烟叶 5%，国产上等烤烟 85%。专家们通过评吸鉴定后一致认为，1 号样烟的配方特点是香气充足，入喉醇和，与国外混合型卷烟口味更接近。而 5 号样烟配方在颜色、光泽与香气等方面均达到部颁标准，其口感质量与“中华”烟的老配方接近，并略有提高。

  1979 年 3 月 23 日，市食品工业公司和市糖业烟酒公司再次联袂派人持样烟和配方单专程赴京向轻工业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汇报“中华”配方调整及混合型“中华”烟的试制情况。在轻工业部食品局、商业部糖业烟酒蔬菜局、供销合作总社棉烟麻局领导和专家对送达的样烟和配方单进行品吸、审议后，轻工业部食品局当即批复 ：1、批准按烤烟型 5 号配方生产“中华”烟，当年产量安排5000 箱。2、批准按混合型 1 号配方试生产“金中华”烟 ( 商标图案另行设计 ) 并做出样品，在春交会上征求意见。当年产量先定 500 箱，如有能力，可多生产一些。供销合作总社棉烟麻局给出的意见是 ：1、混合型“中华”烟可以多生产。2、分配给上海的上等烤烟，凡能够生产“中华”烟的烟叶都必须经过挑选，挑选后余下的部分可用于生产其它甲级卷烟。对轻工业部食品局、供销合作总社棉烟麻局所作的批示和给予的意见，商业部糖业烟酒蔬菜局表示完全赞同。

  在中央三个部委的共同关心和直接指导下，1979 年 4 月，“中华”烟按照 5 号配方恢复生产，及时满足了当年中央和上海特供分配数额的需要。同时，混合型“金中华”烟的商标设计也在轻工业部食品局的具体指导下，抓紧完成了商标定稿，制版印刷等工艺流程，并于当年 5 月投入试生产。云南上等烟叶供应的突然断档促使上海烟草人背水一战，最终使坏事变好事，不仅使“中华”生产转危为安，而且还催生了混合型“金中华”的诞生。

  在此次“中华”烟的配方调整及混合型“金中华”的试制开发过程中，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有关领导，他们对“中华”烟生产和供应所给予的关心和支持着实令人敬佩。正如一些品牌专家所言 ：为区区一个卷烟品牌动用如此大范围的行政资源，唯有国烟——“中华”牌卷烟才能享有如此尊贵的优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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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品牌的形象变革不仅反映在其内在品质和滤嘴的长短、粗细变化上，而且还体现在其顺应时代的包装变化上。一张“中华”烟标、一抹“中华红”，遁着“中华”成长的脚步不断凸显视觉张力，并随着岁月的磨砺，日益彰显民族品牌的自信和品牌形象的豪情。

  众所周知，最初的“中华”烟标始于上世纪 50年代初 “中华”品牌的创牌。首版中华烟标系铜版纸胶印印刷，采用手工揩金表现天安门城楼的金色瑰丽与宏伟。虽然，首版“中华”烟标外观简洁质朴，手工勾画图文的痕迹较明显，但品牌高贵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却彰显着品牌强劲的活力，具有特殊年代所赋予的质感。这样的版式和印刷工艺与当时的印刷技术、设备和国内当时的生产水平、消费水平的局限有关。

  1952 年 9 月，“中华”商标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转为上海烟草公司所有，“中华”烟标则开始由国营上海烟草公司印刷二厂（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前身）印制。自此，“中华”烟标的印制在外观、工艺和品质的悄然变化中闯出了一条不断提升的创新之路。

  上世纪 50 年代末，上海烟草公司印刷二厂以单、双色胶印、筛金、上光等工艺装点“中华”，令其外观焕然一新。比如在工艺上，初版“中华”烟标图文的金色部分系工人手工揩制，采用筛金车机械化取代手工揩制后，印品质量和工作效率迅速提升。另外在设计上，双华表天安门图案采用手工勾画后，线条绘刻更加入微，笔触棱角更加挺括。这一些悄悄的变化使一些细心的消费者突然发现，“中华”的双华表天安门图案比过去更加立体、耐看了 ；烟标上的“金色”也更加熠熠生辉了。

  上世纪 60 年代，由于受物资匮乏等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华”烟标生产曾经历了许多坎坷。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原来由进口纸张印刷的“中华”烟标曾遭遇较长时间的“纸荒”。而当时主要供货单位——江南造纸厂由于生产条件差，技术工艺落后，其出品的纸张质量很不稳定。“为纸愁为纸忧”成为当时“中华”烟标印刷的重大难题。为了弥补国产纸质量不稳定的困窘，印刷厂只能“来什么纸用什么纸”，通过加大来料质量分拣的繁重体力劳动和技术上的投入，小心翼翼地确保“中华”烟标印刷的质量能够过关。对于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老工人来说，这段尘封的记忆虽早已成为过去，但在艰苦岁月里，为了“中华”的形象更加美丽，老一辈烟草人风雨同舟、迎难而上的精神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据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已退休的技术人员回忆：上世纪 60 年代，按照中央指示精神 ,“中华”牌卷烟将作为中国民航航班上的珍贵礼品赠送给每一位航班旅客。藉此，“中华”烟必须以 5 支硬卡和“中国民航”的特种烟标设计的新包装纳入民航物资的供货渠道。接到这个光荣任务后，印刷厂技术人员全力以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中国民航”特种烟标的设计。这一款特种“中华”烟标除了主图不变外，烟标副图改为“中国民航”（是周恩来总理的手迹）标记及英文缩写为“CAAC”。整体设计典雅、端庄，很有“国际范”，深受中国民航航班中外宾客的喜爱。1964 年“五一”劳动节的那天，当为中国民航独身定制的“中华”礼品赠烟首次亮相国内各大航班时，立刻引发了一阵“中华红”的红色旋风。

  “中华”品牌形象设计演变中较大一次改变是1966 年 8 月。当时，“中华”烟标主图中的天安门城楼由专人在天安门城楼现场通过大型照相机拍摄，然后，印刷制版工人以实景照片作为“中华”烟标设计蓝本进行重新制作 ：即按照实景照片的黑白画面描画天安门城楼，再通过“三翻一拷“将原稿进行连续调色、制版，使新设计的画面一丝一缕分外清晰。与过去烟标中的天安门城楼、华表图案相比，以实景照片勾勒的天安门城楼，不论在长宽比例上，还是从其他视觉角度都更贴合原物的实情，视觉效果也更加自然、美观，美学层次感得到进一步提升。从此，这幅“中华”烟标上的主图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所有消费者过目不忘的经典图案。

  上世纪 70 年代是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动荡的 10 年。到 70 年代后期，“中华”品牌进入平稳发展过渡期。这个时期的“中华”烟标版式较固定，主图、副图变化少。唯一变化较明显的是：烟标副图中的注音字母“ChungHwa”在这个时期变为斜体，并改用花写体叠映在华表之上，令注音字母“ChungHwa”动感十足，足见印刷制版技术人员在设计上的精工细作，精心打磨。在烟标制作工艺上，“中华”烟标的生产基本与前期相似，使用铜版纸印刷，以 20 支软包和 50 支听装版式为主导。

  到了 80 年代，随着上海烟草工业印刷厂“六五”、“七五”技改的顺利完成，“中华”烟标生产的技术含量也明显有了提升。首先是“中华”烟标印刷实现了烫金工艺取代筛金的变革。相比筛金，利用烫金工艺印制的“中华”烟标愈加璀璨华丽、质感逼真，天安门城楼的金色与底面的“中华”红形成强烈对比，格外醒目。这一工艺变革，使“中华”烟的整体外观更显尊贵，大大提升了消费者的心理体验。其次，以烫金工艺取代筛金后，相比筛金洒一张，擦一张，再换一张的操作步骤，烫金工艺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因此，以烫金工艺取代筛金的工艺改革被印刷工人们形象地形容为 “金闪闪”的技改。

  在以烫金工艺取代筛金的同时，上海烟草工业印刷厂还在“中华”烟标印刷上推广了 PS 版制版、电子分色、电脑显影等新技术，替代了原先 PVA 制版、人工勾画照相制版和手工显影等落后工艺，使“中华”烟标的外观形象有了明显提升。

  过去，印刷“中华”烟标全部使用手摆式模切机生产。这种旧机器采用“手工放一张，手摆切一张，伸手取成品”的方式去除废边，模切精度差、工作效率低、安全系数低，被工人们称为“老虎机”。“七五”技改后，上海烟草工业印刷厂引进了自动模切机。自动模切机采用激光切割模切板，取代了原本手工划线切割制版的操作，从划线精度上提高了制版的质量，同时也使印品的痕线更挺括、凹凸层次感更突出，模切压痕的效果十分显著。引进自动模切机后，不仅在操作上安全性增加，工作效率大幅增长，而且还为提速“中华”烟标产量和生产“中华”硬盒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在实现烫金、模切等工艺改进的基础上，上海烟印职工又将技改目光投向“中华”烟标油墨的研究。因为在以往的“中华”烟标印刷中，一直存在“中华红”色相不正的问题。为了确保“中华红”色彩始终纯正如一、品相端正，技术人员和车间工人绞尽脑汁，与当时的油墨供应商共同试验，最终定制出一款用于“中华”烟标印刷的“中华红”专色油墨。这款“中华红”专色油墨从上世纪 80 年代一直沿用至今，凝聚在“中华”烟标上的这一抹典雅、高贵的“中华红”无疑是上海烟草人呕心沥血塑造“中华”完美形象的成功杰作！